Wajda認為好的拍片團隊有三種方式。

第一種是「借將」，向其它處於拍戲空檔的導演借人。其二是「死忠兼換帖」，一開始即與妳共患難的工作夥伴。最後是「傭兵」，找專業級的工作人員。但是他的結論是：「對我而言，要我去搶銀行的話，我比較喜歡和一群業餘者一起幹，而不願加入職業搶匪的行列。」他的主要理由是，當妳所拍攝的題材是有原創性的作品，那麼任用專業人員，可能將帶來反效果。

張愛玲的《流言》，以「自己的文章」一文引述她的文學理念。她以為文學理論與文學作品的次序是必須分明的。也就是文學理論永遠是在文學作品之後。如果抽象地說，是任何理論都存在於實踐之後。（政治哲學（或理論）也是在政治實踐之後的）。但她緊接地說：但在文學發展過程中，二者或前或後、相互推進。尤其她以托爾斯泰的創作《戰爭與和平》之歷程，表述理論思惟企圖取代文學本身演繹的力有未逮。一開始托氏預埋了該作的文學底蘊或說主題，結果，共修改了七次，每回一修整就更遙距原先主題。而該作始終未因主題模糊而失卻為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這就是實踐的自我演繹。

有趣的是，這裡不妨提出一點對照。張愛玲說：「我喜歡樸素，可是我只能從描寫現代人的機智與裝飾中去襯出人生的素樸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過於華靡。」看來她所遭受的誤解，倒與村上春樹相仿。作者倒是謙虛的說，「我也不過是一個文學的習作者」。難怪，村上被人訪問時，老是一乎神祕兮兮的模樣，笑而不語，不是不想為自己開解，而是不曉得該說什麼才好。

這麼說來，張愛玲與Wajda這位波蘭導演的觀察倒提供我們思索理論與實踐的一些線索。理論能扮演什麼職能呢？首先，它自然也是一種實踐，只不過是『一種』實踐。消極地說，它填補實踐的一個環節，饒豐了實踐本身。積極地說，它有時能作為一種引領、典範。為實踐的模糊、曖昧無狀，清晰地加以辨識、澄清，使實踐漸趨僵化之際，重新鼓起動力，活潑生氣。在一定的場域（為理論所闡明的）上，以能充份表達當代精神的文學技巧、電影手法繼續熟練地開彊拓土。然而一旦前往到黑暗未識之蠻荒，我們卻必須趁藉想像力的羽翼才可持續推進。（唉，怎麼又回到孔恩了）



書名：魔法師的寶典：導演理念的釐清與透析
作者：Andrzej Wajda；譯者：劉絮愷
出版社：遠流


原寫於：2000/09/01

改寫於：2004/01/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