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7-08 12:45:32非馬
陸士清： 現實與現代的詩情昇華（上）
——非馬的一種解讀
詩人非馬，已是世界華文文學界的一個靚麗的名字，關於他本人的身世和經歷已無需多說了。至於他詩作的成就，論者也已似夏夜繁星，論述的文字也已是滔滔江水，我們只要舀一瓢飲，就可見一斑了。我們當然都會記得台灣現代詩的“旗手”紀弦，他是自視極高的孤傲者。《狼之獨步》就是他作為“旗手”的孤傲的寫照：“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而恒以數聲凄厲已極之長嗥/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這就是一種過癮。”這位孤傲者是很少讚揚他人的，更不要說欽佩了。可是對非馬則是另眼相看。他在《讀非馬的<鳥籠>》一文中說道：“詩人非馬作品《鳥籠》一首，使我讀了欽佩之至。像這樣一種可一而不可再的‘神來之筆’，我越看越喜歡，不只是萬分羡慕，而且還帶點兒妒忌，簡直恨不得據為己有才好哩。”（《新大陸詩刊》，27期。1995、4）瞧，紀弦那艷羡之情中所洋溢出的對非馬創作成就的肯定，相信那已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說紀弦的話屬於感性的申述，那麼，我們不妨再引一位大陸詩人迪拜的一段話：“《越戰紀念碑》，是非馬先生貢獻給詩歌歷史的‘傑出作品’，十二行短詩，統領大時代的風雨硝煙，統領人類歷史發展的縮影，統領無數親情的悲歌，尤其是，‘用顫悠悠的手指/沿著他冰冷的額頭/找那致命的傷口’，具有穿越時空的魅力，非馬先生向歷史貢獻了自已。”“非馬先生憑借《越戰紀念碑》，已經可以進入‘歷史詩人’的行列。注意：不是‘當代詩人’而是‘歷史詩人。’”（《<越戰紀念碑>使非馬先生進入“歷史詩人”的行列》。《北美楓》，2006、10、3）
“此馬非凡馬！”李元洛先生說得完全正確。
非馬的詩所以令人欽羡，所以可以進入歷史，非馬所以非凡馬，我認為除了他個人天賦的詩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獨特的詩觀，他自覺要求自已的詩“比現實更現實，比現代更現代”。那麼，究竟何謂“比現實更現實，比現代更現代”？對這個命題，過去我們也許已從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觸及了，但似乎又未全面地面對，所以一提到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總覺得還缺乏清晰的印象。這裡，我試圖就此做些梳理，也算是對非馬的一種解讀吧。
一、比現實更現實
我覺得“比現實更現實”首先是“現實”的。非馬說過：“今天一個有抱負的詩人不可能再躲到陰暗的咖啡室裡尋找靈感。他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有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活的時代作忠實的批判與記錄。”縱觀非馬的詩，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非馬不是懸於雲端、飄忽於幽冥之間的行空天馬，而是擁抱泥土、篤篤有聲地奔跑於人生之路上的、傳遞夢想的寶馬。非馬是入世的，是擁抱現實的。更為重要的是，非馬關注的不是個人小天地裡的悲歡，也不是小圈子裡的杯水風波。他有寬闊的胸懷、高遠的視野和深廣的愛心。他詩中有親情、有鄉土、有國族苦難的記憶和人類歷史的烽煙。他的詩是時代生活思想情感的結晶。他寫親人分離的痛苦和重聚時的悲歡。如《醉漢》、《重逢》、《羅湖車站》等。讀了令人迴腸百轉的《醉漢》，已經是漂泊台島和海外遊子深情思念母親，思念祖國的經典了。非馬熱愛祖國，他將祖國歷史的苦難濃縮在《黃河》中：“溯/挾泥沙而來的/滾滾濁流/你會找到/地理書上說/青海巴顏喀喇山//但根據歷史書上/血跡斑斑的記載/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其實源自/億萬個/苦難泛濫的/人類深沉的/眼穴”。非馬是美國公民，但他熱血的胸膛中，深深鐫刻著民族文化的記憶。看他的《中秋夜》：“從昂貴的月餅中走出/一枚仿制的月亮/即使有霓虹燈頻拋媚眼/膽固醇的陰影仍層層籠罩/如趕不盡殺不絕的大腸菌//就在這時候/我聽到你一聲歡叫/月亮出來了！/果然在遙遠的天邊/一輪明月/從密密的雲層後面/一下子跳了出來/啊！仍那麼亮/那麼大得出奇”（《中秋夜》）“冰箱裡/冰了/整整十三個/鐘頭的/故鄉月/餅（唐人街買來的）/嘗起來/就是/不對/勁”（《中秋夜》）。親情、鄉土、以及民族的生活、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情懷，交織成了非馬的詩魂。
非馬說：“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和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非馬關注的遠不只是本民族生活和歷史。他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同情中東和非洲人民，寫他們的乾渴，寫他們的飢餓，將他們的悲苦寫得怵目驚心：“連黃沙/都熬不住焦渴/紛紛鑽入/難民的眼睛鼻孔耳朵與嘴巴/討水喝/卻發現都是些/被抽光了原油的枯井//便一窩蜂/爭著去簇擁/軋軋的履帶//紅滾滾的太陽/早提醒它們/鮮血/最能止渴”（《中東風雲》）；“一個大得出奇的/胃/日日夜夜/在他鼓起的腹內/蠕吸著//吸走了/猶未綻開的笑容/吸走了/滋潤母親心靈的淚水/吸走了/乾皺皮下僅有的一點點肉/終於吸起/他眼睛的漠然/以及張開的嘴裡/我們以為無聲/其賣是超音域的/一個/慘絕人寰的呼叫”（《非洲小孩》）。非馬傾注同情，也吐露憤怒，而兩者往往密合交織在一起。他揭示製造仇恨不義戰爭帶給人類深深的傷痛：“一個指頭/輕輕便能關掉的/世界//卻關不掉//逐漸暗淡的熒光幕上/一粒仇恨的火種/驟然引發/熊熊的戰火/燃過中東/燃過越南/燃過每一張/焦灼的臉”（《電視》）他曠闊的人道胸懷涵容著全人類，乃至地球村的生靈。“詩的現實是詩人用敏銳的眼悲憫的心，對宇宙人生歷史社會的事事物物，經過深刻的觀照與反省，所凝聚成的令人心顫的東西。”非馬的詩，正如他所說的，是他以敏銳的眼悲憫的心，對宇宙人生的深刻的觀照的結晶，所以他的詩對人民具有審美的意義。
第二、非馬的“比現實更現實”，不只是要將詩植根於現實生活，抒寫現實，模寫現實，而是要超越現實，昇華現實，也就是要更深刻、更本質、更藝術地反映現實。那麼，怎樣超越和昇華現實呢？非馬說過的兩段話，實際上是對這個問題理論的詮釋：他說“一首好詩必須給人新的東西──新的見識，新的觀念或新的意義。但這些新的見識新觀念新意義必須植根於我們的經驗，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同它們關聯溝通。換句話說，新東西其實也不是全新的，它們本來就在那裡，只是由於我們的無知或遲鈍的眼光，以致對它漠視或視若無睹。等到詩人指出來給我們看，我們才恍然大悟甚至驚異地說：我以前怎麼沒看到它想到它呢？這種認知或突悟通常會感動並鼓舞我們，使我們對周遭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這是一首詩，那是一只蒼蠅》1999、5、8，非馬在《“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中西部分會”年會上的講話》） 他又說，他要“從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裡推出可能。”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植根於我們的經驗”，（注意：是“我們”，是群体）以及“平凡的日常事物”。這可以理解為“現實”；二是“一首好詩必須給人新的東西——新的見識，新的觀念或新的意義。”“從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裡推出可能。”這實際上就是現實的基礎上的超越和昇華。當然，這超越和昇華的過程中，還有藝術的和美學的處理。這點留待下面再議。非馬的創作實踐是否体現了他的追求呢？回答是肯定的。先看受到紀弦特別欣賞的《鳥籠》：“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鳥/籠”一個對詩多少有些感悟能力的人，讀著這首只有十七個字的詩，都不免會遭遇一次情感的衝擊，甚至是靈魂的洗禮。因為詩太新太奇了。習慣的思維是打開鳥籠，讓鳥飛走，將自由還給鳥就是了，可是這裡不僅要將自由還給鳥，還要將自由還給鳥籠。這種打破習慣性的思維方法，重構事物的關係，從中推出全新的意義的創新的詩思，就是對現實的超越與昇華。當然這首詩的意義遠不止這些。這裡的“鳥”和“鳥籠”是一對矛盾著的實象，打開鳥籠的門，鳥兒飛走了，鳥自由了，鳥籠也自由了。這是實在生活的表現。同時這裡的“鳥”與“鳥籠”又是具有豐富含義的象徵体，象徵著束縛與被束縛、限制與被限制、禁錮與被禁錮、侵略與被侵略、壓迫與被壓迫等等的矛盾對立的觀念與行為。打破束縛、限制、禁錮、侵略、壓迫等等的枷鎖，那麼，矛盾的雙方都自由和解放了。這裡，“鳥”與“鳥籠”是實象，但由於它是具有豐富含義的喻体或象徵体，因而它在人們的認識和聯想中發生了從“實”向“虛”的演化。這裡，“鳥”與“鳥籠”是“一”個，但由於它的象徵意義，從而發生了從“一”到“多”的轉化，也從“有限”向“無限”的轉化。這種“演化”和“轉化”，實際上就是詩的超越現實和昇華現實，就是“比現實更現實”。“鳥”和“鳥籠”，這是常見的極平凡的事物，可是經過非馬的巧思和營構，就從中找出了不平凡的意義。那就是打破一切不義的束縛、限制、禁錮和罪惡的侵略、壓迫，把自由還給人民，還給世界。我們再看看他的《共傘》：“共用一把傘/才發現彼此的差距//但這樣我俯身吻你/因你努力踮起腳尖/而倍感欣喜”。這裡，傘可以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物了，可是到了非馬筆下，就溢發出了微言大義。表面看，這寫的是一對情人在傘下的親吻，但細細品味，我們就能發現那深藏在其間的、關於人際的、社會的和世界的和諧的哲理。像有高低差距的情侶一樣，社會上、世界上有強者與弱者、強勢群体與弱勢群体、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共用一把“傘”一一家庭的、社會的空間，乃至一個天空，如果強的一方能真誠俯身親吻（愛）弱的一方，弱的一方也同樣回應以愛，那麼情侶、家庭、社會、文化和國際之間就會充滿和諧的欣喜。相反，如果生活在一個天空下的強者側下身來，咬弱者一口；或者弱者暗踹強者一腳，那麼迎來的就不會是和諧而是對罵、互毆、開打，而必將個個都遭到伊拉克的命運了。極平常的“傘”下，藏有如此的哲理。我們並未注意到，是非馬的以詩的語言和形象給我們顯示了，我們才恍然大悟。非馬說過：“詩必須具有多層次的意義。如果一首詩只有一個固定的意義，在我們讀過一兩遍以後，便顯得乏味了。沒有新的東西產生出來，它因此像一棵不再發新葉的樹一樣，終於成了一首死詩。一首成功的詩必須能對不同的讀者，或同一個讀者在不同的時間地點與心情下，產生不同的反應與感受。根據各自的背景與經驗，讀者可把自已的想像與解釋加諸於一首詩，從而共享到創作的樂趣”（出處同上）我們讀《鳥籠》能体會它的多層次意義，享受到參與再創造的樂趣。同樣，我們在讀《傘》以及非馬的許多作品時，也能享受到這種參與再創作樂趣的滌蕩。賦予或者說挖出日常平凡事物中不平凡和多重意義，就是對現實的超越和昇華，就是“比現實更現實”。
（未完待续）
詩人非馬，已是世界華文文學界的一個靚麗的名字，關於他本人的身世和經歷已無需多說了。至於他詩作的成就，論者也已似夏夜繁星，論述的文字也已是滔滔江水，我們只要舀一瓢飲，就可見一斑了。我們當然都會記得台灣現代詩的“旗手”紀弦，他是自視極高的孤傲者。《狼之獨步》就是他作為“旗手”的孤傲的寫照：“我乃曠野裡獨來獨往的一匹狼。/不是先知，沒有半個字的嘆息。/而恒以數聲凄厲已極之長嗥/搖撼彼空無一物之天地，/使天地戰慄如同發了瘧疾；/並刮起涼風颯颯的，颯颯颯颯的：/這就是一種過癮。”這位孤傲者是很少讚揚他人的，更不要說欽佩了。可是對非馬則是另眼相看。他在《讀非馬的<鳥籠>》一文中說道：“詩人非馬作品《鳥籠》一首，使我讀了欽佩之至。像這樣一種可一而不可再的‘神來之筆’，我越看越喜歡，不只是萬分羡慕，而且還帶點兒妒忌，簡直恨不得據為己有才好哩。”（《新大陸詩刊》，27期。1995、4）瞧，紀弦那艷羡之情中所洋溢出的對非馬創作成就的肯定，相信那已是不言自明的了。如果說紀弦的話屬於感性的申述，那麼，我們不妨再引一位大陸詩人迪拜的一段話：“《越戰紀念碑》，是非馬先生貢獻給詩歌歷史的‘傑出作品’，十二行短詩，統領大時代的風雨硝煙，統領人類歷史發展的縮影，統領無數親情的悲歌，尤其是，‘用顫悠悠的手指/沿著他冰冷的額頭/找那致命的傷口’，具有穿越時空的魅力，非馬先生向歷史貢獻了自已。”“非馬先生憑借《越戰紀念碑》，已經可以進入‘歷史詩人’的行列。注意：不是‘當代詩人’而是‘歷史詩人。’”（《<越戰紀念碑>使非馬先生進入“歷史詩人”的行列》。《北美楓》，2006、10、3）
“此馬非凡馬！”李元洛先生說得完全正確。
非馬的詩所以令人欽羡，所以可以進入歷史，非馬所以非凡馬，我認為除了他個人天賦的詩才之外，最主要的原因是他有獨特的詩觀，他自覺要求自已的詩“比現實更現實，比現代更現代”。那麼，究竟何謂“比現實更現實，比現代更現代”？對這個命題，過去我們也許已從不同的角度和在不同的程度上觸及了，但似乎又未全面地面對，所以一提到這個問題，對我來說總覺得還缺乏清晰的印象。這裡，我試圖就此做些梳理，也算是對非馬的一種解讀吧。
一、比現實更現實
我覺得“比現實更現實”首先是“現實”的。非馬說過：“今天一個有抱負的詩人不可能再躲到陰暗的咖啡室裡尋找靈感。他必須到太陽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須成為社會有用的一員，然後才有可能寫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對他所生活的時代作忠實的批判與記錄。”縱觀非馬的詩，我們能真切地感受到非馬不是懸於雲端、飄忽於幽冥之間的行空天馬，而是擁抱泥土、篤篤有聲地奔跑於人生之路上的、傳遞夢想的寶馬。非馬是入世的，是擁抱現實的。更為重要的是，非馬關注的不是個人小天地裡的悲歡，也不是小圈子裡的杯水風波。他有寬闊的胸懷、高遠的視野和深廣的愛心。他詩中有親情、有鄉土、有國族苦難的記憶和人類歷史的烽煙。他的詩是時代生活思想情感的結晶。他寫親人分離的痛苦和重聚時的悲歡。如《醉漢》、《重逢》、《羅湖車站》等。讀了令人迴腸百轉的《醉漢》，已經是漂泊台島和海外遊子深情思念母親，思念祖國的經典了。非馬熱愛祖國，他將祖國歷史的苦難濃縮在《黃河》中：“溯/挾泥沙而來的/滾滾濁流/你會找到/地理書上說/青海巴顏喀喇山//但根據歷史書上/血跡斑斑的記載/這千年難得一清的河/其實源自/億萬個/苦難泛濫的/人類深沉的/眼穴”。非馬是美國公民，但他熱血的胸膛中，深深鐫刻著民族文化的記憶。看他的《中秋夜》：“從昂貴的月餅中走出/一枚仿制的月亮/即使有霓虹燈頻拋媚眼/膽固醇的陰影仍層層籠罩/如趕不盡殺不絕的大腸菌//就在這時候/我聽到你一聲歡叫/月亮出來了！/果然在遙遠的天邊/一輪明月/從密密的雲層後面/一下子跳了出來/啊！仍那麼亮/那麼大得出奇”（《中秋夜》）“冰箱裡/冰了/整整十三個/鐘頭的/故鄉月/餅（唐人街買來的）/嘗起來/就是/不對/勁”（《中秋夜》）。親情、鄉土、以及民族的生活、民族的歷史、民族的情懷，交織成了非馬的詩魂。
非馬說：“對人類有廣泛的同情心和愛心，是我理想中好詩的首要條件”非馬關注的遠不只是本民族生活和歷史。他以悲天憫人的情懷同情中東和非洲人民，寫他們的乾渴，寫他們的飢餓，將他們的悲苦寫得怵目驚心：“連黃沙/都熬不住焦渴/紛紛鑽入/難民的眼睛鼻孔耳朵與嘴巴/討水喝/卻發現都是些/被抽光了原油的枯井//便一窩蜂/爭著去簇擁/軋軋的履帶//紅滾滾的太陽/早提醒它們/鮮血/最能止渴”（《中東風雲》）；“一個大得出奇的/胃/日日夜夜/在他鼓起的腹內/蠕吸著//吸走了/猶未綻開的笑容/吸走了/滋潤母親心靈的淚水/吸走了/乾皺皮下僅有的一點點肉/終於吸起/他眼睛的漠然/以及張開的嘴裡/我們以為無聲/其賣是超音域的/一個/慘絕人寰的呼叫”（《非洲小孩》）。非馬傾注同情，也吐露憤怒，而兩者往往密合交織在一起。他揭示製造仇恨不義戰爭帶給人類深深的傷痛：“一個指頭/輕輕便能關掉的/世界//卻關不掉//逐漸暗淡的熒光幕上/一粒仇恨的火種/驟然引發/熊熊的戰火/燃過中東/燃過越南/燃過每一張/焦灼的臉”（《電視》）他曠闊的人道胸懷涵容著全人類，乃至地球村的生靈。“詩的現實是詩人用敏銳的眼悲憫的心，對宇宙人生歷史社會的事事物物，經過深刻的觀照與反省，所凝聚成的令人心顫的東西。”非馬的詩，正如他所說的，是他以敏銳的眼悲憫的心，對宇宙人生的深刻的觀照的結晶，所以他的詩對人民具有審美的意義。
第二、非馬的“比現實更現實”，不只是要將詩植根於現實生活，抒寫現實，模寫現實，而是要超越現實，昇華現實，也就是要更深刻、更本質、更藝術地反映現實。那麼，怎樣超越和昇華現實呢？非馬說過的兩段話，實際上是對這個問題理論的詮釋：他說“一首好詩必須給人新的東西──新的見識，新的觀念或新的意義。但這些新的見識新觀念新意義必須植根於我們的經驗，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同它們關聯溝通。換句話說，新東西其實也不是全新的，它們本來就在那裡，只是由於我們的無知或遲鈍的眼光，以致對它漠視或視若無睹。等到詩人指出來給我們看，我們才恍然大悟甚至驚異地說：我以前怎麼沒看到它想到它呢？這種認知或突悟通常會感動並鼓舞我們，使我們對周遭的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這是一首詩，那是一只蒼蠅》1999、5、8，非馬在《“美國華人圖書館協會中西部分會”年會上的講話》） 他又說，他要“從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裡推出可能。”
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植根於我們的經驗”，（注意：是“我們”，是群体）以及“平凡的日常事物”。這可以理解為“現實”；二是“一首好詩必須給人新的東西——新的見識，新的觀念或新的意義。”“從平凡的日常事物中找出不平凡的意義，從明明不可能的情況裡推出可能。”這實際上就是現實的基礎上的超越和昇華。當然，這超越和昇華的過程中，還有藝術的和美學的處理。這點留待下面再議。非馬的創作實踐是否体現了他的追求呢？回答是肯定的。先看受到紀弦特別欣賞的《鳥籠》：“打開/鳥籠的/門/讓鳥飛//走//把自由/還給/鳥/籠”一個對詩多少有些感悟能力的人，讀著這首只有十七個字的詩，都不免會遭遇一次情感的衝擊，甚至是靈魂的洗禮。因為詩太新太奇了。習慣的思維是打開鳥籠，讓鳥飛走，將自由還給鳥就是了，可是這裡不僅要將自由還給鳥，還要將自由還給鳥籠。這種打破習慣性的思維方法，重構事物的關係，從中推出全新的意義的創新的詩思，就是對現實的超越與昇華。當然這首詩的意義遠不止這些。這裡的“鳥”和“鳥籠”是一對矛盾著的實象，打開鳥籠的門，鳥兒飛走了，鳥自由了，鳥籠也自由了。這是實在生活的表現。同時這裡的“鳥”與“鳥籠”又是具有豐富含義的象徵体，象徵著束縛與被束縛、限制與被限制、禁錮與被禁錮、侵略與被侵略、壓迫與被壓迫等等的矛盾對立的觀念與行為。打破束縛、限制、禁錮、侵略、壓迫等等的枷鎖，那麼，矛盾的雙方都自由和解放了。這裡，“鳥”與“鳥籠”是實象，但由於它是具有豐富含義的喻体或象徵体，因而它在人們的認識和聯想中發生了從“實”向“虛”的演化。這裡，“鳥”與“鳥籠”是“一”個，但由於它的象徵意義，從而發生了從“一”到“多”的轉化，也從“有限”向“無限”的轉化。這種“演化”和“轉化”，實際上就是詩的超越現實和昇華現實，就是“比現實更現實”。“鳥”和“鳥籠”，這是常見的極平凡的事物，可是經過非馬的巧思和營構，就從中找出了不平凡的意義。那就是打破一切不義的束縛、限制、禁錮和罪惡的侵略、壓迫，把自由還給人民，還給世界。我們再看看他的《共傘》：“共用一把傘/才發現彼此的差距//但這樣我俯身吻你/因你努力踮起腳尖/而倍感欣喜”。這裡，傘可以說是再平常不過的事物了，可是到了非馬筆下，就溢發出了微言大義。表面看，這寫的是一對情人在傘下的親吻，但細細品味，我們就能發現那深藏在其間的、關於人際的、社會的和世界的和諧的哲理。像有高低差距的情侶一樣，社會上、世界上有強者與弱者、強勢群体與弱勢群体、強勢文化與弱勢文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都共用一把“傘”一一家庭的、社會的空間，乃至一個天空，如果強的一方能真誠俯身親吻（愛）弱的一方，弱的一方也同樣回應以愛，那麼情侶、家庭、社會、文化和國際之間就會充滿和諧的欣喜。相反，如果生活在一個天空下的強者側下身來，咬弱者一口；或者弱者暗踹強者一腳，那麼迎來的就不會是和諧而是對罵、互毆、開打，而必將個個都遭到伊拉克的命運了。極平常的“傘”下，藏有如此的哲理。我們並未注意到，是非馬的以詩的語言和形象給我們顯示了，我們才恍然大悟。非馬說過：“詩必須具有多層次的意義。如果一首詩只有一個固定的意義，在我們讀過一兩遍以後，便顯得乏味了。沒有新的東西產生出來，它因此像一棵不再發新葉的樹一樣，終於成了一首死詩。一首成功的詩必須能對不同的讀者，或同一個讀者在不同的時間地點與心情下，產生不同的反應與感受。根據各自的背景與經驗，讀者可把自已的想像與解釋加諸於一首詩，從而共享到創作的樂趣”（出處同上）我們讀《鳥籠》能体會它的多層次意義，享受到參與再創造的樂趣。同樣，我們在讀《傘》以及非馬的許多作品時，也能享受到這種參與再創作樂趣的滌蕩。賦予或者說挖出日常平凡事物中不平凡和多重意義，就是對現實的超越和昇華，就是“比現實更現實”。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