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著：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
導演：馬克佛斯特（Marc Forster）
編劇：大魏畢諾夫（David Benioff）
年代：2007

影片改編自阿富汗裔的美國小說家（醫生）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的首部同名小說，觀看與詮釋出阿富汗70年代末開始的三段歷史變化，由和平生活進入被俄國侵略，隨即是塔利班政權的統治。片中翻為的神學士即指塔利班，波斯語為伊斯蘭的學生。也描述出阿富汗社會中因宗教分歧所造成的對立，伊斯蘭教的創始者穆罕默德去逝後，便分裂為遜尼派與什葉派，其中又以普什圖信仰的遜尼派為主流，哈扎拉族人大部份信仰什葉派，卻不被遜尼派承認為穆斯林而加以歧視，在阿富汗他們可說完全處於社會的底層，當塔利班政權進行統治後奉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他們的生活更如奴隸一般，這也是作者在書中所反省與詮釋的重點之一。

在此主要分析的是《追風箏的孩子》所建立的內容與其問題，參考的文本為改編後的影片版本，並不比較電影與小說間的關係（影像與文字），我相信深層內容的省思比形式架構構為重要，但仍會論及部份影像語言的表現特色。

男主角阿米爾出生中產階級家庭，父親為外交官，母親在生下他後死亡，他與家中的童僕哈山為莫逆之交，但哈山卻因背負著哈扎拉的血統而受人輕視。父親、阿米爾與哈山三人間所牽扯與隱藏的悲劇關係在故事後段才逐漸明朗，原來哈山是阿米爾父親與女僕通姦後生下的小孩，因女僕的身份地位與哈扎拉族的血統，哈山被家中的男僕阿里給收為養子（阿里是阿米爾祖父所雇的僕人，自小與阿米爾的父親一塊長大），這段不倫的關係便被父親塵封於心底深淵，所以阿米爾與哈山其實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卻因為血統與衍生的宗教關係，他的身世權力便被剝奪，所以父親待哈山也如「慈父」一般，送他最好的風箏為生日禮物，當阿米爾在生日當天問道是否有換新僕人的念頭時，父親臉色一沉當面的厲聲予以斥責。阿米爾與哈山的生日對比，雖然阿米爾擁有豪華的派對慶生，哈山只是讓他到商店挑選喜愛的風箏，但仍可看出父親在主流社會的壓抑下，對哈山是倍感關愛，尤其在片頭，父親與阿米爾的家庭教師說道：阿米爾生性懦弱，凡事都由哈山出面保護。可見他完全以平等的角度對待他們。

這段悲劇最後由阿米爾的導師在他成年後予以告知，並要求他回故鄉喀布爾找尋哈山死後留下的小孩。阿米爾接下、面對與完成這任務，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是他自身對哈山的愧疚，他親眼目睹哈山因保護他的風箏而被不良少年欺壓，但他卻不敢上前制止，突顯出他的懦弱性格，他憤怒哈山不還手，因為如果哈山打贏對方他就不必上前幫助，也為自身的懦弱找到藉口，由此他的心理受到扭曲，更應驗他先前偷聽到父親與老師說他生性懦弱的事實，所以他嫁禍偷手錶之罪給哈山希望父親趕他走，以求這心理陰霾能就此消失。沒想到這心理作祟卻造成自己永遠的遺憾。另外一面，是他父親，就先前所提他父親的通姦行為與社會階級的壓迫，使他不得不放棄這孩子。所以阿米爾在這趟危險旅程中不僅是正視自我過去的罪行也渴望得到心理救贖，更是替已死的父親彌補過往的罪惡。

若再由此延伸，父親雖犯下這過錯，但可看出他後來的反省與面對，首先是他告誡阿米爾不可偷竊與欺瞞：「如果欺騙就是偷走他人知道真相的權力。」也就表示出他自責自身對哈山身世的隱瞞，由這段話告誡他其實也是在譴責自我。而後阿米爾卻嫁禍給哈山，欺騙父親哈山偷他的手錶。這種罪惡不論哈山是否在乎卻深埋在他們父子心中。而當父親與阿米爾逃亡到巴基斯坦的途中，一位關哨的俄軍要求車上的一位婦女獻身他才予以通行，此時父親挺身而出指責他的不知羞恥，並差點送命。他對這位婦女的保護表現出他對道統德性的維護，也看出他懺悔自身的罪孽，而不在乎面前上膛的機關槍。徹底表現出角色的完整性，人都不是聖人，只有好萊塢片中才有完美的英雄，父親有過人性弱點上的缺失，卻也努力彌補。

而哈山是否知曉自我身世，就影片來說保留了這一份曖昧性，令人想像與回味。依我的觀點來看，哈山似乎知其一二，所以他對阿米爾相當包容，已非僕對主的忠誠而已，在片頭追風箏那一幕，哈山對阿米爾說他就是知道風箏會掉落的地方：「我就是知道。」這句話似乎就解釋了一切，也說明他為何死守阿米爾的家，因為那也是他的家園。

普什圖民族對哈扎拉民族的歧視，作者也予以批判，最顯著的一場是阿米爾接回哈山的小孩後，與妻子、和她的父母一起晚餐，席間妻子的父親問道如何對外解釋這小孩的來歷？而話語中明顯以歧視的口氣稱他為哈扎拉人，而不呼其名。他的角色是阿富汗舊時代的將軍，代表著傳統社會思維，認為普什圖民族才是優越的阿富汗人。阿米爾以嚴肅與譴責的口語回應，並強調這孩子有他的名字而非哈扎拉人。另外，將軍傳統觀念也展現於另一場，當他與阿米爾初識，知道他是作家後便問道是寫著阿富汗歷史還是傳記呢？其後阿米爾拿自己寫的幻想小說給他的女兒時，卻被將軍視如敝屣，由此可見他的傳統與保守。

影片前後對比首都喀布爾的變化，藉由一場風箏比賽的戲，表現出當地的繁華生活，以寫實的手法描繪當地居民的生活情景，與其後塔利班武力政權下的慘澹。在風箏比賽的戲詮釋得極為動人，導演先以大遠景捕捉整個鎮上的風箏榮景，再慢慢加快節奏，營造出比賽的激烈感，以大遠景和特寫、俯視鏡頭與鳥瞰鏡頭的層疊交織，衝擊出影像的震撼力，兼具美感與情緒起伏的牽引，不論就視覺設計或是節奏掌握還是畫面構成，都比《哈利波特》中的魁地奇球賽精彩動人。

而作者對塔利班政權的批評，先呈現出喀布爾荒蕪衰頹的一面，人民在戰爭過後的缺手斷腳，甚至有人在街頭變賣義肢以換取兩三天的食糧。然後是對人民的無道性，他們當場在足球中場休息間處死通姦的男女。塔利班以武力取得原本軍閥割據的混亂政府後，其結果也並未使阿富汗走出爭戰後的陰霾，他們對外抵抗非伊斯蘭教的異國民族，對內卻展開高壓的獨裁統治，徹底實行伊斯蘭原教旨主義。

而阿米爾所處的社會位置也頗令人深思，影片的最後回歸到美國社會的價值為終點，阿米爾躲避了俄軍的侵犯與塔利班的武力統治。在一場他與組織中的一位高層談話（兒時的不良少年）時，清楚可見他對塔利班缺乏人道的厭惡，但我們也找不到阿米爾對阿富汗的民族認同，就如那高層所說：你為何沒有留下與祖國奮戰而跑至美國？阿米爾不似《茉莉人生》（Persepolis，2007）中的女主角，挺身面對伊朗原教旨主義對女性的偏差對待。當美國政府同樣以原教旨主義對阿富汗進行武力攻擊時，阿米爾的角色位置又將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