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演：張藝謀
編劇：施祥生
原著：施祥生
年代：1999

全片改編自施祥生的小說「天上有個太陽」，張藝謀以高度寫實主義的手法描繪出鄉村中破舊小學中的各種生活問題，對角色的著墨細微且立體，整體鋪陳環環相扣不急不徐的道出城鄉差距、教育、貧富懸殊、體制與人情冷暖及社會批判等諸多社會觀點，除了片中教育的母題闡述外本文將對其他社會問題進行詮釋。

首先導演以一位13歲的小女孩為代課老師，以應付要休一個月假的小學老師，從這事件中道出了這村里的偏僻與荒涼，以致無法請到合適的老師（因其地利不便無人肯來），表現出當地村里的現實與環境、經濟上的衝擊，透過村長與高老師間的互動關係下可以看出，這完全是出於現實的無奈而非應付了事的推託，像高老師早上臨走時仍放心不下的坐在教室中、而當魏敏芝緊追在高老師他們車後要找村長問代課錢時，高老師再度耳提面命的交待她細心照顧每一位學生。而另一面現實與經濟的衝擊，在魏敏芝的表現上極為強烈，如她一開始便問高老師這代課的50塊錢，但他自己也已半年未領工資，而村長要魏敏芝跟高老師要錢，高老師說既是村長說要給錢那便問村長要去，在錢的推託上同樣看出他們面對經濟的問題，其後魏敏芝用盡一切辦法緊守高老師的叮嚀，不讓學生再少一位只為了他承諾要獎勵她10塊，所以她藏起被市裡招生去的同學、想盡辦法到城市中找回張惠科。由此可以看出人情與現實無奈下的拉扯，而他們生活中一切的困苦與民生問題也為其後魏敏芝會不顧一切的要找回學生做了有力的陳述，合理化她的動機與驚人的毅力。

除了城鄉差距的對比之外在生活中也可發現許多階級性的問題，一場戲是小魏老師因張惠科擅自離校到城中打工，所以她到張惠科家中找她母親尋問實情，接著下一場戲是她到村長家中說明要找回張惠科的想法。在此透過張家中的家徒四壁、充滿昏黃灰暗的光線與臥病的母親，前景角落擺的破碗中的冷菜對比著村長家中明亮整齊與滿桌菜餚的畫面，村長甚至還抽著香煙。另外小學中先後走的學生明行光與張惠科也是鮮明的對比，明行光有跑步的天才，在一次機會際遇之下因縣裡的學校要招生體育人才給帶走，而張惠科是家中積欠千餘塊的債務不得出外賺點小錢將就的還。由此道出公平的社會生活基本上是虛幻的夢想罷了。


對社會體制的批判也是片中的重要母題，經由小魏老師與一班小學生的天真，對比著成人世界的僵化、疏離與無情使致處處碰壁。在村中的小學大家為了幫助小魏老師奏齊到城中車票的錢便到磚場中搬磚，卻不知是幫倒忙，但因為廠長與高老師是過往的同學所以看在交情的份子補助了些許旅費，但到了城中最明顯的是當小魏老師面對電視台樓下接待室中的行政人員時的困難，若以行政規矩來論她並不犯任何錯誤，當小魏老師拿不出任何身份證明文件的情況下自無法放她進去，以免日後責任追究的問題，但由人情的角度來看她為了不願擔當責任問題加上制度規章的問題，所以寧可她在門口苦等一天一夜也視而不見，徹底表現出城市中人情冷暖的疏離關係。這點也可由另一場小魏老師去雜貨店買要寫尋人啟示的文具時見其一二，老闆娘知曉她是由山裡來的小孩，所以經濟上自是不佳，並且也知道她全身上下只有6塊錢的狀況下，仍站在自身利益的往來上讓她在不懂城市社會環境的情形下花完僅有的錢，到最後一位車站的遊民才告訴她在現在通訊社會極度發達的情況下這土法煉鋼的方法壓根無效。道出了人在利益的交換下儘管清楚對方種種困難之處卻仍以自我之利為優先考量。

雖然最後因電視台台長的熱心幫助，但我們仍可看出當小魏老師在上節目時面對前面一群攝影機時，說不出話的不知所措與無助。


片中一場特別的是，當小魏老師與班上同學因為受到磚廠廠長的資助而興高采烈回學校的路上，大家一起在雜貨店買了兩瓶可樂嘗鮮，所有小朋友在資金有限的情況下大家你一口我一口的分著兩罐汽水，這可樂的符號明顯代表的是美國資本主義是財富的象徵，在一群山裡小孩的傳遞「暢飲」下透露出貧富差距的懸殊，而可樂理應是要冰涼的才有口感，但片中是常溫下的可樂，但大家在未嘗過的狀態下仍樂此不疲，對他們來說是種生活中難得的奢侈享受。

張藝謀以動人的寫實筆觸詮釋著這群山裡小學的生活面貌，並藉由城市的熱鬧與制式化形成強烈對比，對小朋友童真純樸的掌握更是詮釋生動，不禁讓人想到阿巴斯（Abbas Kiarostami）對孩童的心理情感的描繪與掌握，但可惜之處在於伊朗是回教國家，深受「原教旨主義」（fundamentalism）的影響，導致其作品難以對社會做出批判只能寄寓於對自然的詮釋或生命哲理的探討。相反張藝謀出身於第五代導演，對五四運動及社會僵化的一面大有抨擊。片中小魏老師總是唱不好歌頌毛澤東的歌曲，所以在教學生時因為忘記索性換條歌曲，以一條鄉村般的小調講述母親洗衣的歌曲教小朋友。張藝謀藉此以孩童的純樸批評毛澤東對人民意識型態的扭曲與不人道的灌輸，唱制式官方的歌曲還不如家鄉的小調來的順口的親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