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很喜歡洪蘭教授的文章，每次都能切中核心，讓我們看了不住點頭，喔！原來大腦是這麼運作的，為了多多分享洪蘭教授的科學觀念，買了幾本書回家閱讀，也推薦給家長看。

其中，洪蘭教授提到回國貢獻所學的始末，我們十分感動，她把八歲的兒子帶回台灣時，遇到種種困難，例如把孩子留在台北給外婆帶，外婆用的是舊方法，把孩子送去才藝班，將所有時間填滿，甚至為了逃避補習，孩子學會說謊，後來把孩子接到嘉義就讀(洪蘭教授當時在中正服務)，卻發現鄉下學校有體罰，進而引發洪蘭教授對教育的想法，而讀完洪蘭教授的書後筆者也有話要說。

這篇文章不是在批評洪蘭教授，我認為觀察的角度不一樣，所以有不同的解讀，我非常欽佩洪蘭教授在研究腦科學之餘，仍不忘回饋社會，假日到山區學校服務，日積月累，數年如一日，這是非常困難的一件事，我沒有辦法舉出科學上的根據，只能根據經驗、個人的意見來陳述。

歸國學者回來台灣服務前，常常會遇到一個問題「我要不要把小孩帶回來？」小孩在國外長大、求學，首先接觸的是外國制度，回到台灣接受教育，怕水土不服，但分隔兩地也是種煎熬，所以把小孩帶回台灣，有時孩子便出現適應不良的情形，就好像同樣是魚，有分淡水魚、海水魚，放在不同的環境一定會出問題，即使像海生館剛買入新魚，也會放在隔離池，等到牠熟悉館內的水溫、水質之後，才會放入大洋池中。

國外的教育環境比較重視個人表現，鼓勵學生多發表、多思考，並在活動中建立孩子自信，而國內的教育環境比較重視課堂紀律，老師在講台教授，學生的責任是吸收，所以兩者環境不一致，就好像國外考試算分數是加分，看你學了多少，而國內算分數是減分，看你寫錯哪些？下次改進。

所以歸國學者的孩子不能適應國內的教育環境已經不是新聞，用不是很恰當的話來形容「由簡入奢易，由奢入簡難」。在國內接受教育的孩子到國外當小留學生時，除了語言問題有待熟悉之外，鮮少對國外教學環境有不適應的，大多表示很驚訝、很喜歡。所以筆者看到洪蘭教授的孩子因為不習慣，進而排斥上學，甚至要用拖、拉、架的方式，感到很惋惜，因為他從小已經習慣了國外制度，那套才是他最熟悉的，難怪會抗拒，洪蘭教授自述這段期間很辛苦，五年後把孩子轉到美國學校(國二)，孩子喜歡那裡老師的上課方式，於是又開始喜歡上學了，這也印證了之前的推論。

以下是談讀完洪蘭教授關於國內教育環境的感想。

一、老師不尊重學生

洪蘭教授文章曾提到「台灣的老師不尊重學生，會任意搜學生書包、置物櫃。」

筆者認為那要看什麼環境，如果沒有帶過很「特殊」的學生，絕對不曉得學生會壞到什麼程度，曾有學生偷偷跟筆者說：「老師，我跟你講，小Q帶了一把小武士刀，他叫我不要告訴任何人。」我神經線馬上繃緊，問學生「他今天是不是要找誰嗆聲？」「不，他要保護自己的，他昨天在網咖上pk，一時太高興把隔壁飲料打翻，隔壁的說今天放學要他好看，『撂人』要到校門口堵他，所以他才帶的。」國內也有國中發生學生帶啤酒到學校，下課時間跑到廁所偷喝，等到上課才滿臉通紅回教室。

這還不是最誇張的，還有台北縣一位主任說：「我現在巡視廁所發現煙頭都會偷笑，因為情況改善了，以前都是撿到『針頭』！」我們的中學環境情況可能不是洪蘭教授所能想到的，好的很好，但壞的很壞，至於小學，別太樂觀，如果社會風氣沒有改善，情況只會惡化，小學生抽煙已經不是新聞，更壞的是帶刀械恐嚇同學，搜書包真的不是一件看起來「不尊重學生隱私」的事，搜書包真的是在保護大多數安分守己的學生，以及搶救那些瀕臨觸法邊緣的「非行少年」。

如果一個學生他帶了違禁品，其實也無心上課，如果他的心裡會擔心東窗事發，一定會稍加收斂，如果他知道學校老師不會搜書包，結果就是什麼東西都敢帶來學校，最後校園的秩序蕩然無存，甚至其他學生的安全也堪慮，如果學生上學都還要擔心是否有安全上的顧慮，社會怎麼可以坐視不管？如果有一天發生集體械鬥，出了人命，才要檢討禁止搜書包的命令，會不會太晚了？

他山之石，可以攻錯，美國是一個講自由的國家，可是在美國紐約有些比較差的高中，學生、老師都要通過金屬探測門才能進教室，甚至還有第二層警衛手持金屬探測器把關，牆壁上貼著「禁止攜帶毒品」、「禁止攜帶武器」，這顯示美國高中不甚安寧，為了大家上課安全，一律通通檢查，如果不想檢查，學校可會把學生擋在門外，因為出了事，鬧出人命，學校要負責。

我們不要把美國的教育想得太好，像1996年美國柯林頓總統簽署的「目標兩千」法案第一條開宗明義的寫：「把毒品與槍枝氾濫趕出校園」，顯示美國校園毒品、槍枝氾濫情況日益惡化，逼得美國不得不把這列為施政重點。如果有一天我們也推出這種法案時，那代表我們的教育環境越來越不安全，向美國看齊。

所以筆者認為，請不要把搜書包這件事看得那麼嚴重，如果沒有帶違禁品(色情刊物、武器、毒品)，搜書包時就不會心虛，畢竟學生的首要目標是學習，學校要保護想學習的學生，而不是當爛好人保護干擾學習的學生，為了維護學生的安全、學習環境的安寧，學校是有理由搜書包的。

二、廁所很髒

洪蘭教授曾經提到，她孩子從台北的小學轉到鄉下就讀時，因為廁所太髒，所以每天憋尿，回到家裡才敢上廁所，那時候的廁所是「一條龍」式的，每天早上打掃只沖一次水，所以她的孩子看到這種情況，覺得廁所很臭，無法上廁所。洪蘭教授曾經找過校長，校長說學校經費有限，如果多沖幾次水，學校就沒有錢去付電費， (歡迎來到真實的世界，連廁所都有城鄉差距)，看到這裡，真覺得現在的學生好幸福，至少還有抽水馬桶可以用。

那種舊式一條龍廁所，筆者讀小學時還存在，上廁所還可以觀察前人的「蛋糕」，各形各狀，黑色、黃色、咖啡色什麼都有，只有早上洗完廁所，那「蛋糕味」才比較淡，每次我跟現在的學生講，學生都不敢置信，捏鼻子喊好噁心，可是我們也都活過來了，如果要生存就要自己想辦法，倒不曾聽過其他同學不敢上而憋到回家。

如果是一般人，大概會有幾種解決方法，第一是捐錢給學校，讓學校有足夠的錢可以支付水電費，第二是向政府多爭取經費建廁所，再者，也可以要求自己孩子克服，人生路上，還有比這更髒、更臭的廁所，人要適應環境，不要讓環境來適應人，洪蘭教授文章沒有寫後續情況，所以這件事之後怎麼處理，我們也不得而知。

三、午休不睡

洪蘭教授曾提到她的孩子回來適應不良，例如台灣的學校有午休，而美國沒有，因此她的孩子不習慣，別人都在午休，而他卻精神好的四處逛，被認為秩序欠佳，影響同學。筆者認為，兩地的教育環境不能相提並論，如果已經回來，那麼要適應環境，而非讓環境來適應人，洪蘭說：「教育不是在傳授知識，而是在教導觀念。」既然同學都在午休，她的孩子也應該要學習尊重別人午休的權利，以團體的作息為準，其實生活習慣要改很快就改過來了。

四、字寫不工整而處罰重寫十遍

洪蘭教授說：「寫錯一個字罰十遍，每天十個錯字要寫一百個字，一百個字寫到半夜十二點，因為一邊哭一邊寫，眼淚低下去，橡皮一擦紙就破掉，非常悽慘。」

國小的教學目標很簡單，學國字、記筆順、反覆練習，中文和英文不太一樣，英文26個英文單字，只要學過沒有一個不會寫的，但是如果要讀懂中文報紙至少要學會3000字，而每一個字的寫法都要重新學，像「落」這個字的草字頭一定要寫在正上方，如果偏向任何一旁都不對，又如「徒」、「徙」、「陡」長得都很像，在學寫字時一定會花不少時間練習，「俊」這個字第7劃跟第9劃要交叉重疊，因為那是代表「足」的意思，因此華人的子女剛開始要花很多時間在學寫字，而國小老師在小學就要好好監督孩子，把字寫對，進而把字寫漂亮，我現在在國中教書，有時會發現學生寫字，字型比例還會寫錯，應該是小學沒有嚴格督促的結果。

所以關於寫生字這方面，中文和英文是大大不同，英文只要拼對，沒有人管字母寫得漂不漂亮，但中文就不一樣了，有間診所，護士拿著掛號單問誰是「關錯鳥」？沒有人回答，只有一位病患說：「我不是『關錯鳥』，我叫『關金鵲』。」可見中文排列稍微寫錯，意思就不同。如果學生在小學期間，老師在國語生字練習嚴格把關，學生以後才不會寫錯字而不自知。

寫錯字罰寫十遍，在小學很稀鬆平常，我們沒有科學證據證明罰寫寫多一點中文表現比較好，但是如果學生知道寫錯字要罰寫，那麼他會認真以對，誰沒當過小學生？如果花兩分鐘寫完跟花十分鐘寫生字，得分都一樣，我們以後就不會認真待在書桌前一筆一劃慢慢寫，早就亂寫趕著交差去玩樂了，所以有罰寫是對學生較好的，因為學生知道寫字寫得很潦草，是要花更多時間來補寫，如果學生心態上肯認真寫，寫錯的機率一定大為降低，也不會被處罰了。

所以，筆者認為歸國學者的孩子，如果先接觸了國外教育制度，再回到國內，出現適應困難是很正常的事，因為兩地的教育環境根本不一樣，這與我們從小到大都在本地接受教育，一切都視為理所當然，當然也對這些問題不那麼注意，這無關對錯，而是成長背景不同，所造成的連鎖反應，如果一開始就知道教育制度不同，承認現實世界的不完美，事先溝通、選擇一個適合的環境，筆者認為，洪蘭教授的兒子也許不用受這麼多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