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猶太人沒有進行寧死不屈的反抗。受害者追隨理性思維，認為活多一天比活一天好，死一百人比死三百人，所以屈服。然而，正是這種思維與大屠殺契合在一起，使受害者成為大屠殺行動的其中一個部分，不單單解除自己的武裝，甚至鞏固了敵人的實力。受害者不單單是受害者，同時也是行刑者。


　　納粹實行種族行動的過程中，得到種種的協助。要知道，沉默也是一種協助，教會和大眾的沉默也是一種協助。除此之外，受害者同樣也是協助納粹種族行動中的主要力量，猶太人在協助納粹的種族行動，雙手奉上受害者，把自己的同胞推向黃泉。這怎麼可能？我也不敢相信，身為猶太人竟然積極與納粹合作，甚至把同胞親手奉上－－這是怎麼一種邏輯？是怎麼一種態度令他們可以做出如此可怕的事？

　　納粹占領區裡，有不少猶太人生活在「被害社區」(doomed communities) ，當中的管理人不是納粹，而是猶太委員。在東部一些較大的猶太社區裡，納粹堅持舉行選舉，而在西部根基久固的猶太社區則由德高望重的長者充當委員。這些委員從上聽從德國人的命令，對下則擁有管理猶太人社區的權力，但「對於德人的命令，不容討論，也不容辯解」（塞弗特，《東部邊境的猶太人》）。這樣的大屠殺別有意味，它更像是一個巨大組織的權力結構下的一個下屬群體的遭遇－－猶太人正是這個組織的一個部分。由於他們是處於整個權力組織的一部分，因此他們好像看到了選擇的餘地，他們隱約地覺得如此這般可以為自己打開一條生路，但一切都是幻覺。

　　自從在人群中猶太人被辨明以來，德國人對其的存在變得越發冷漠。納粹當局竭力告訴德國的人民，對猶太人做的一切只會針對猶太人，如果德國人民不加阻止，那麼他們就可以繼續他們安定的日常生活。當猶太人漸漸地受到驅逐而在視野中消失時，德國人越發沉默。至於知識分子，由於實證主義的興起，人人都積極地保持自己的價值中立原則，像阿多諾他們所說的那樣，進行「客觀研究」的同時，默許現存政治和意識形態的橫行。實證法學認為通過一定程序的條約都是法律，忽視法律的超越性價值；科學家如普朗克、海森堡則呼籲大眾避免正面衝突，等待有序的生活與程序的恢復（海森堡還在他朋友的勸說下，回想起科學發現應當區別於政治行為）。猶太人變得孤立起來，他們在遠方的同胞為著自己的生活而與其決裂，於是，他們唯一可以寄望的就是納粹當局。通向奧斯維辛集中營的路上鋪滿了冷漠。

　　作為理性的存在者，猶太人不斷地打量納粹的意向，並以此來調整自己的行動。為了使官僚機構頭子滿意，猶太人對其提出的要求作出最有效率最有成效的行動。「自從納粹對遊戲規則和賭注做了統一和無可爭議的規則之後，他們就把猶太人的理當做實現他們自己目標的一項資源來調動」（鮑曼），猶太人每一次理性的決定，就是向死亡埋向一步。

　　猶太人在納粹之下首先要進行的是生與死的遊戲，延遲自己的死亡或逃離死亡就是勝利。價值世界被縮減成唯一一個－－活下去，這是唯一理性的，反抗而死則是不理性的。在屠殺的每一個階段中，受害者都面臨著一個選擇，他們可以強調和申明他們要求赦免或者得到特殊對待的權利，使自己免受一些可怕的對待。納粹為了預知受害者們的行為（為了實行操作和控制），不得不讓受害者相信確實存在可實現拯救東西，而且還制定了明確的規定，讓人們知道如何著手拯救。有長處的人將被留下，這就是拯救，受害者的行為很重要，影響著他們自身的生死，受害者有自由，他們可以顯示出其長處，或者死。

　　在這種遊戲規則之下，引起了猶太人劇烈的分化，可憐的猶太人為了獲得拯救，瘋狂地爭取「重新分類」的機會。在爭取微不足道的特權，或者只是為了延遲自己的死亡，受害者和試圖協助他們的人都默認了這個計劃的前提條件。這很容易理解：在一群人中，一個因為某種族原因而幸免於難，他必定贊同這種族制度，因此種族制度也是理所當然的。那些在一戰中曾為德國作戰的猶太人被宣布特殊情況之後，有些特別的猶太人群體也開始申明自己的優良傳統或豐功偉績，以區別於卑微和下等的外來同胞。這種態度接二連三地分化著猶太人群體，為了自己的生存，猶太人拒絕肩負起這共同的命運－－西方的猶太人拒絕東方的猶太人，東方的猶太人又分為上等和下等的......所以任何一個猶太群體的滅絕都與己無關。雖然有些人的同情油然而生，但委員告訴他們要為了「更高的價值」而保持克制，不去反抗。他們心裡計量著，總有些人值得活下去，有些人值得死，為了那些活下去的人，他們不得不死。

　　猶太委員為自己忍心犧牲一百個人而拯救了一千個人的偉大感到自豪，華沙猶太人區的猶太人在德國同意驅逐六萬而不是數十萬猶太人的條件下贊成合作，不做抵抗－－沒有意識到集體死亡的威脅。一百少於一千，六萬少於數十萬，理性的人看到數字後不得不選擇前著，也即是服從納粹。通過贊賞為納粹付出的猶太人，反而激勵著猶太人認為，只要自己變得有用，只要自己服務於納綷就可以得到生存的機會。這導玫了積極合作的出現，那個著名的羅茲猶太人區主席羅姆科斯基便是其中之一，他高估了納粹的理性，以為做有利於德國人的事，就可以得到生存的權利。他真誠地相信猶太勞動的生產力和收益證明著猶太人有存在下去的理由！儘管他樂此不疲，充滿熱情，「但並不能改變事實的陰暗：這些工人都是猶太人。他們首先是猶太人，然後才是有用的。」

　　納粹在這個計劃下，不單單大量減少了管理費用，而且還以最小的麻煩實現了自己的目的。在爭取拯救的戰爭中，一切競爭者都是敵人，不論是同胞還是女人小孩，共同敵人已經變得模糊－－這是場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而不是他們對我們的戰爭。不單單通向奧斯維辛的路鋪滿了冷漠，即是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的每一方每一隅都裝滿了冷漠。

　　這些冷漠都是理性的算計。

　　道德於此不得不扭曲。在道德和生存之間，理性的人都應該選擇後者。納粹把驅逐的額度交給委員，委員服從這項命令並交出指定數目的猶太人。１９４２年９月４號，那位羅姆科斯基送完幾千個老人小孩婦女上黃泉之後宣布：真正激勵我們的不是多少人死去，而是多少人活著。於是數目戰爭了道德，服從納粹並自覺地交出猶太人比納粹自己來殺人更好，因為他們可能殺得更多（數目更多）更殘酷。委會長是聖人，他們為了拯救大多數人而讓自己的雙手染滿鮮好。道德不單單被敗給了數字，甚至被扭曲了。猶太人的傳統（塔木德）中明確地禁止以其他人的價值來換取自己的生存，寧願自己死也不可以讓別人死，即是自己死６０人以保存別人３人也在所不惜。但在這裡，數字戰勝了一切，死３人以拯救６０人是值得的－－恬不知恥的貪生之徒給自己理性的理由，以安慰自己的良心，讓自己可以毫無罪惡感地活下去。有很多猶太委員不願交出別人而自殺，生還著說他們是不理性的；有些人因為當時冷漠而痛苦著，生還者勸他們忘了罪惡，快樂地生活。

　　生還是善的選擇使生命頓時澄明了。快樂的生活比自責的生活更好，這種比較的原則一定不是道德的。道德人難道會為了快樂而忘記自己做過的錯事？沒有反省，沒有因罪惡感而煩惱的人都是快樂的，但他們都不是道德的。為了計算快樂為了計算效用，他們冷漠，他們閉上了眼睛。道德是非功利的，正因如此，它才是道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