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01-29 09:36:18馬德里人
【台灣省思】「國際一流大學」的春秋大夢
2002.01.29 中國時報
「國際一流大學」的春秋大夢
◎張秋政
加入 WTO，教育界人人自危，為了避免許多國際名聲響叮噹名門貴校來台瓜分教育大餅，台灣各大專院校也紛紛力爭上游，利用購併、策略聯盟、升級等方式，希望成為「研究型大學」，朝著「國際一流大學」的目標邁進。
於是我們看到許多匪夷所思的景象，許多商業職業學校、工業職業學校數年間統統轉型為技術學院，這些新興技術學院的校長深深覺得自己在校長任內，為學校成就了一件大事，但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仍然念茲在茲，希望自己的學校能升格為大學。許多學院也順應這股風潮，於是我們看到兩所全世界幾乎舉世無雙的「藝術大學」，數所「醫學大學」，以及僅北部就有三所「體育學院」，相信不久也將轉型為「體育大學」。
其實歐美許多以傑出研究著稱的學府，也一直處於學院的體制下，百年來從沒有希冀灌水成為大學，但「學院」的稱謂絲毫無損於它的學術地位。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MIT，以及歐洲著名的Max Plack Institute、愛因斯坦的母校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甚至印度的Tata Institute 均是如此。學術是用來沽名釣譽的嗎？這些學術先進們只是默默地在學術研究這條路上耕耘罷了。
再看大學本身要如何轉變為「國際一流」的大學。校長們喊了這仰之彌高的口號，在人前說著空泛的理念，卻提不出具體的內容。國際是什麼？一流又如何定義？什麼是他們的願景？有沒有實際的執行步驟和進程？後來，有些校長發現對岸常邀請許多大師級的學者前往演講，於是有樣學樣了起來。
國際大師就可以提升台灣各大學的學術層次，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嗎？筆者認為，這些名譟一時的大師，就像萬眾矚目的影視紅星一般，開個演唱會，觀眾在現場High個幾個小時，親炙大師丰采，結束後大師們留下一個飛吻，然後揮揮衣袖，只帶走一筆數目可觀的表演費。大家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曾二度來台，短短四十八小時索價數百萬元的Michael E. Porter，當時Porter 的確為台灣日後競爭力提升勾勒藍圖，但是否能在社會文化的考量下，納入執行層面，仍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管理學大師Peter Drucker 也曾在馬來西亞的邀請下，以一百萬美元之資做幾天的演講，一水之隔的新加坡卻公開表示不打算邀請 Drucker，原因是幾場演講，花費龐大，效果卻有限，再者由於Drucker 德裔背景，即使墨水滿腹，口才卻不甚便給，演講效益不大。新加坡政府顯然務實得多。
另外，想成為國際一流大學，教育部的種種規章就是最大的絆腳石。筆者曾在六個國家工作、任教，從不曾見過像台灣教育部如此喜愛發公文、頒命令的教育主管單位。教育部每頒一道命令，各級學校教師忙著依文行事、擬文回復，徒然浪費許多教學研究的時間，一道道規則也綁死了各學校的多元自主性，如何期望台灣各大學登上國際之林？
其實，台灣有許多世界獨一無二的問題，如果各大學教授能依問題，從自己開始，帶領學生，做原創的研究，定能站上世界學術舞台：台灣堪稱檳榔王國，在經濟不景氣百業蕭條中，檳榔業一枝獨秀，檳榔西施為海外藝術家視為珍品，她們的服裝打扮也是設計師研究的對象；九二一大地震南部創傷未癒，賀伯、桃芝、納莉颱風緊接其後，各地生靈塗炭，首善之區台北市捷運系統進水，需要半年修復期，這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聞；社會上，黑金歷史久遠，政商掛勾結構穩固；都市交通阻塞，下班尖峰期大家有家歸不得；環保問題欲蓋彌彰，大自然成為創造台灣奇蹟中的犧牲品，汐止媲美水都威尼斯；教育僵化，滿街頂著碩士、博士學位的書呆子，考試考到什麼都不懂；兩岸問題世界僅見，各方提不出原創性的見解，只能各自表述、空口說白話。
學者們應該站出來面對社會上的問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裡抄襲，才能真正學以致用。要知道，留學本身就是一項抄襲術，學成歸國後，應該把抄襲得來的東西創造性地應用在解決本地問題上，這種「留學抄襲」才有意義。長庚醫院的廖運範醫師，雖然沒有博士學位，也不是教育部規章下的正教授，但他針對台灣特有的肝癌問題，做踏實的基礎研究，在國際上闖出一片天；去年過世的李震源院士，對台灣毒蛇的傑出研究，也是另一個對本土問題做原創性研究而有成的例子。其實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科技及工業方面的研究也非獨步全球，但在戰爭中及戰後為了解決社會上各層面的種種問題，學者們終於一改以前的故步自封，轉而以實際問題為導向，終於在各領域裡紛紛有了創見，一方面於學術有成，一方面也回饋社會。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學術研究更非一蹴可幾，唯路遙能知馬力，急功近利、作秀式的舉動，注定失敗。
(作者為長庚大學工商管理系及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
「國際一流大學」的春秋大夢
◎張秋政
加入 WTO，教育界人人自危，為了避免許多國際名聲響叮噹名門貴校來台瓜分教育大餅，台灣各大專院校也紛紛力爭上游，利用購併、策略聯盟、升級等方式，希望成為「研究型大學」，朝著「國際一流大學」的目標邁進。
於是我們看到許多匪夷所思的景象，許多商業職業學校、工業職業學校數年間統統轉型為技術學院，這些新興技術學院的校長深深覺得自己在校長任內，為學校成就了一件大事，但他們並不以此為滿足，仍然念茲在茲，希望自己的學校能升格為大學。許多學院也順應這股風潮，於是我們看到兩所全世界幾乎舉世無雙的「藝術大學」，數所「醫學大學」，以及僅北部就有三所「體育學院」，相信不久也將轉型為「體育大學」。
其實歐美許多以傑出研究著稱的學府，也一直處於學院的體制下，百年來從沒有希冀灌水成為大學，但「學院」的稱謂絲毫無損於它的學術地位。美國的加州理工學院、MIT，以及歐洲著名的Max Plack Institute、愛因斯坦的母校Federal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甚至印度的Tata Institute 均是如此。學術是用來沽名釣譽的嗎？這些學術先進們只是默默地在學術研究這條路上耕耘罷了。
再看大學本身要如何轉變為「國際一流」的大學。校長們喊了這仰之彌高的口號，在人前說著空泛的理念，卻提不出具體的內容。國際是什麼？一流又如何定義？什麼是他們的願景？有沒有實際的執行步驟和進程？後來，有些校長發現對岸常邀請許多大師級的學者前往演講，於是有樣學樣了起來。
國際大師就可以提升台灣各大學的學術層次，成為「國際一流大學」嗎？筆者認為，這些名譟一時的大師，就像萬眾矚目的影視紅星一般，開個演唱會，觀眾在現場High個幾個小時，親炙大師丰采，結束後大師們留下一個飛吻，然後揮揮衣袖，只帶走一筆數目可觀的表演費。大家印象最深的應該是曾二度來台，短短四十八小時索價數百萬元的Michael E. Porter，當時Porter 的確為台灣日後競爭力提升勾勒藍圖，但是否能在社會文化的考量下，納入執行層面，仍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管理學大師Peter Drucker 也曾在馬來西亞的邀請下，以一百萬美元之資做幾天的演講，一水之隔的新加坡卻公開表示不打算邀請 Drucker，原因是幾場演講，花費龐大，效果卻有限，再者由於Drucker 德裔背景，即使墨水滿腹，口才卻不甚便給，演講效益不大。新加坡政府顯然務實得多。
另外，想成為國際一流大學，教育部的種種規章就是最大的絆腳石。筆者曾在六個國家工作、任教，從不曾見過像台灣教育部如此喜愛發公文、頒命令的教育主管單位。教育部每頒一道命令，各級學校教師忙著依文行事、擬文回復，徒然浪費許多教學研究的時間，一道道規則也綁死了各學校的多元自主性，如何期望台灣各大學登上國際之林？
其實，台灣有許多世界獨一無二的問題，如果各大學教授能依問題，從自己開始，帶領學生，做原創的研究，定能站上世界學術舞台：台灣堪稱檳榔王國，在經濟不景氣百業蕭條中，檳榔業一枝獨秀，檳榔西施為海外藝術家視為珍品，她們的服裝打扮也是設計師研究的對象；九二一大地震南部創傷未癒，賀伯、桃芝、納莉颱風緊接其後，各地生靈塗炭，首善之區台北市捷運系統進水，需要半年修復期，這都是前所未有的奇聞；社會上，黑金歷史久遠，政商掛勾結構穩固；都市交通阻塞，下班尖峰期大家有家歸不得；環保問題欲蓋彌彰，大自然成為創造台灣奇蹟中的犧牲品，汐止媲美水都威尼斯；教育僵化，滿街頂著碩士、博士學位的書呆子，考試考到什麼都不懂；兩岸問題世界僅見，各方提不出原創性的見解，只能各自表述、空口說白話。
學者們應該站出來面對社會上的問題，而不是躲在象牙塔裡抄襲，才能真正學以致用。要知道，留學本身就是一項抄襲術，學成歸國後，應該把抄襲得來的東西創造性地應用在解決本地問題上，這種「留學抄襲」才有意義。長庚醫院的廖運範醫師，雖然沒有博士學位，也不是教育部規章下的正教授，但他針對台灣特有的肝癌問題，做踏實的基礎研究，在國際上闖出一片天；去年過世的李震源院士，對台灣毒蛇的傑出研究，也是另一個對本土問題做原創性研究而有成的例子。其實美國在二次世界大戰前，科技及工業方面的研究也非獨步全球，但在戰爭中及戰後為了解決社會上各層面的種種問題，學者們終於一改以前的故步自封，轉而以實際問題為導向，終於在各領域裡紛紛有了創見，一方面於學術有成，一方面也回饋社會。
教育是百年樹人的工作，學術研究更非一蹴可幾，唯路遙能知馬力，急功近利、作秀式的舉動，注定失敗。
(作者為長庚大學工商管理系及企業管理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