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語焦慮與文化霸權的問題

文   宋嘉行(台灣立報)

不知從何時開始，我們所居住的這塊土地，忽然染患上一種叫做「英語集體歇斯底里症候群」的病。這種疾病表現最明顯的特徵就是：大家對於一種知識的獲得、一種能力的培養，產生學習上的不安與緊張。

這種資訊焦慮的文明病，發生在第一外語的課程領域裡，就是說：我們這一個原本並不是以英語為母語的族群，在習得這種語文知識及溝通能力的過程中，心理上產生了極大的不安全感與強迫性，表現在具體的外顯行為上包括：

一、國人開始學英文的年齡不斷提早（從國教年代的由國中開始，到教改後官方一再向下延伸到國小高年級、再至中年級，以及某些縣市偷跑到低年級、甚至幼稚園階段）。

二、花在學英文的時間和金錢明顯增加。一份由兒童福利聯盟所作的調查指出，在台北市，有6成5以上的學齡前小朋友學過英語，在這些學英語的小朋友裡，有兩成左右的人每週學習時間超過9小時；另外根據財訊雜誌2003年10月第247期的報導，台灣9千多家補習班中，至少4千家以上是語文補習班，每年吸引3百萬人次湧進這些補習班大門，替台灣創造一年兩百億的英語補習市場。而兒童英語市場佔這市場中的3分之2左右，台灣父母為子女補英文，一年補掉130億元以上。

三、主觀上愈來愈承認或被迫承認、或自我暗示英文的重要性（如前述調查指出，在台北市，認為小朋友應該學英語的家長高達8成）。

四、英文變成全民運動。不只高中以下學生在校要學英文、大學畢業要具有托福成績某種程度以上水準、推行全民英撿、從事與外國人接觸的服務業者要學英文、路標路牌區公所加設英文翻譯、連政治人物選舉也要秀兩句英文。

五、在政策上，要將英文列為我們未來的官方語言之一，儘管我們這塊土地在歷史上從來不曾是任何一個英語系國家的一個殖民地。

六、甚至有不惜扭曲孩子自然的生長環境、將之「浸泡」在全英語學習環境裡的極端例子。

太多人已經將這種現象描繪成一種恐慌──我們這一群原先並不說英文的族群，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的台灣，正在集體製造一種「英語欽羨」（English envy）、一種人格分裂、一種舌頭被閹割的焦慮。4月中上旬巴爾的摩舉行的「英語教師協會」（TESOL）年度大會裡，一位英文教師說：「學習一種語言應是一種解放的經驗。」（立報2003年4月14日引自巴爾的摩太陽報）。很可惜，我們此時此刻感受到的除了解放之外，還有很多壓迫。

當然，用英語集體歇斯底里症候群或焦慮、恐慌這類的字眼，來描述這種學英文的現象，也許有將其渲染、誇大，變成一種危機的可能。但是用這樣疾病式的隱喻與訴諸負面情緒的強烈字眼，都是在強調，學英文這件事，作為一個在特定時空環境下的一個集體社會現象，這種人類行動，已經為在這個社群裡生活的人，帶來一定程度的負面效果及巨大壓力。

這種負面效果及巨大壓力，是只發生在英文這種語言的學習之上的──我們有英語歇斯底里症候群，卻很少聽到我們有國語歇斯底里症候群、數學歇斯底里症候群、自然（社會、歷史、地理）歇斯底里症候群，更別提體育、音樂、美術歇斯底里症候群了……。這現象說明了什麼？至少它說明一點：學英文這件事在台灣，跟power（權力）這個東西有關。

但是，多數人是否用這樣的觀點來看我們的英文教育呢？讓我們同步抽取在不同時間點上、來自這個社會裡三種不同身分的人，對英語教育的一些看法。

首先是2001年12月26日中國時報的一篇家長投書「幼教文化 多元又何妨？」裡，投書家長說：「我的兒女……在校園（幼稚園）內學英語、學日語……雖然只是嘰哩呱啦，或學不成腔的童言童語，但多元文化的感受已經在他們身上萌芽……（從）美國的幼稚教育中……不難察覺他們文化的包容性，這些文化不僅不會造成美國人力品質的下降，反倒是美國社會多元化的國力優勢」。

其次是2003年11月21日中國時報訪問教育部長的一篇報導「黃榮村：英語絕不會大於本國語」裡，黃部長說：「文化很自然，不能用規定來制止……我們看到很多地方很早就學多語言，這是世界性的……父母只是怕孩子輸在起跑點上，未必牽涉文化認同的問題。」

最後是學者專家在1994～1996教改會第二期咨議報告書裡的記錄：「語言及數學之課程與教學，應重視其作為表達、思惟與應用的工具性」；「語言及數學科的課程發展有兩大課題，一是發展出基本能力的參考縱軸，二是依認知發展做參考縱軸的分級。」很顯然的，語言的功能在很多國人心中，是停留在進修學習的最基本層面上，而較不從深遠的社會控制或文化認同面向來談它。

然而，由教育人類學或知識社會學觀之，上述觀點是明顯有瑕疵的。人類社會裡的各種機制（例如學校）和知識（例如學校裡的英語課程），都是一種權力運作或權威施行的場域，意識形態的灌輸與反抗，在壓迫與被壓迫的兩極間，常常形成多元複雜的流動實體。

在這樣的知識框架裡，所謂的雙語教育（bilingual，在美國，特別是在美南區域，雙語通常指的是西班牙語與英語，而非任兩種語言的教學都叫bilingual），常常與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合併起來探討，因此除了注重教學理論等技術層面的知識之外（亦即如何讓這些墨裔學生學會聽說讀寫英語），更注意語言教學背後的文化權力運作的問題（亦即這樣的英語教育有無種族歧視或文化偏見的問題）。一個目前普遍接受的共識是，美國目前的雙語或多元文化教育，其實是充滿白人中心主義的優越性的。

因此，權力與壓迫的議題，在英語教育裡比在他種學科裡有更重要的地位，因為這跟英文科這一學科、這一知識領域範疇的特殊性有密切關係。譬如：

第一，英語是唯一不大量依賴國語或母語的學科，其他學科卻必須以國語的首先學習為基礎，不學國語或母語的人可以直接開始學英語，這毫無問題，但不先學會一種語言，幾乎很難開始學其他知識，所以英語幾乎有很強的獨立性。

第二，英語對於我們這些非英語系國家來說，是近百年來才有的知識，其他學科卻可以由本土產生，而且存在幾百年、幾千年；換句話說，它與第三世界國家追求現代化有絕對的關係。

第三，英語是由外向內的一種外加，它涉及兩個國家、兩個領域、兩種文化、兩個族群、兩種文明的接觸與碰撞。它製造一種關係、一種跨越界限的動作，但其他學科相對之下，較屬於界限內運作的一種領域內的現象。

第四、在全球化的情況下，英語較接近資本的地位與財產價值，因此有助爭取一種世界公民權（world citizenship）的地位，其他知識比較不那麼接近capital（資本），與世界公民地位比較沒有直接關係。

最後，英語變成是一種language of autonomy and independence, language of international travel and cosmopolitan（獨立自主的語言，國際旅遊與世界性的語言）；相對之下，母語就被矮化成一種language keeping people in the backwaters of tradition（將人民陷於反動的傳統中的語言）。

這種壓迫，就語言學來說，亦形成了一種所謂的英語帝國主義。據法國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Claude Hagege的調查，21世紀前，全球仍有約5,000多種活語言，但每年因無人使用而死去25種，到20世紀末，全球只剩2,500種。

在這2,500種當中，英國威爾斯大學語言學教授David Crystal指出，有96％語言是由不到4％的人口所使用，其中有51種只有一人會說，有500種只有不到100人會說，有1,500種只有不到1,000人會說，剩下的4％語言是由96％以上人口所使用。弱勢語言的快速死亡與強勢語言的興茂繁盛形成強烈對比。

在這些強勢的語言中，從來沒有一種語言能像英文那樣更相對強勢，造成一種語言上的人為快速集中化的趨勢，以致變成一種語言上的帝國霸業，變相成一種語言帝國主義（linguistic imperialism）。目前世界上約有3億3千多萬人以英語為第一語言，2億3千5百萬人到3億5千萬人以英語為第二語言，將英語當作外語的有1到10億。當然，用人口來算，中文、阿拉伯文或西班牙文的地位不會比英文弱勢，但英文作為一種國際語言的地位，絕非其他語言能夠比擬。

英語的快速傳播，對非英語系國家的我們卻造成一種集體不安。這種不安來自我們想要將一種外來語母語化的本質上的矛盾；說白一點就是，我們忌妒人家會說一種我們不會說的語言、我們害怕不會說一種人家會說的語言。

好笑的是，我們從來不會擔憂我們不會說阿美語或毛利語，因為我們要的是跟「文明」世界去溝通或貿易；我們甚至不用擔憂我們不會說法語、德語、西班牙語，因為使用這些語言的人口還不是「那麼」多；我們只擔憂我們不會說一種語言：英語，這種全世界現在最強的國家（美國）和過去200年來最強的國家（英國）所使用的語言。

我們想著：如果我們也會說他們的話該多好？如果我們的下一代能用那樣優美的發音、那樣自然的腔調、那樣正確的文法、那樣豐富的辭彙，那就更棒了！於是，如何快速有效學好一口標準英文，變成最重要的一件事，其他隱藏在背後的多餘問題都不用去談。

然而，由於外語的學習（尤其英語是一種極強勢語言）在某種本質上涉及兩個範疇或多個範疇間的互動與交流，它必然涉及（不平等）關係、涉及（不均衡）權力、涉及伴隨權力而來的抗拒，它必然在內部造成複雜而多變的內涵與流動。因此探討國人學英語這回事，必然要談到與學習這種第一外語有連帶關係的其他因素，即背後的文化假設、殖民主義、意識形態等諸多與霸權有關的現象。同樣地，當探討到英語教育裡的貧富差距與雙峰問題時，也必然要超越複製理論的不足，而必須將研究的觸角敏銳地深入到這塊領域裡。

因此，談語言教育（不管在何種年齡層、何種教育機構）卻不談深層文化（如上述家長投書）、或主張全英語教學不涉及國家認同問題（如上述政策領導人物之專訪），以及把英語學習當作純粹工具性學科（如上述教改會文獻檔案），都是很有問題的假設。

所以，真正重要的問題是，國人學英語產生的焦慮，在一百多年前是不存在的（想想中國西風東漸、八國聯軍之前的一段長長的歷史），甚至在這塊土地上的幾十年前也是不存在的，為何這些現象在這段時間內逐漸出現、加劇、到現在這個時點上這種程度？它又是如何出現、如何變成現在這副模樣的？

（美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課程與教學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