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檳城古跡信託會做事的朋友說，澳洲最高專署來了封信表示，小說家彼得‧凱瑞（Peter Carey）將前來檳城，為其寫作計劃收集關於檳城在日據時代及其前後的資料，希望信託會協助安排。我幫不上忙，但還是像迷哥迷妹覲見偶像那樣，趁機見了小說家一面，且不忘帶上我那本買了好幾個月但仍未閱讀的《凱利幫正史》（True History of the Kelly Gang）請他簽名。

彼得‧凱瑞生於澳洲，曾移居倫敦，目前是紐約客。去年他以《凱利幫正史》獲得英國小說最高榮譽布克獎（Booker Prize），成為繼南非的柯埃慈（J.M. Coetzee）之後，第二位布克雙桂冠得主。其首部布克獎作品是1988年的《奧斯卡和露辛達》（Oscar and Lucinda），於1997年改編成電影。他本身也寫過電影劇本；我喜歡的德國電影導演溫德斯（Wim Wenders）的1991年作品《直到世界末日》，便是溫德斯和他合作撰寫的。

會見彼得‧凱瑞是在具有強烈殖民色彩的依恩奧酒店（Eastern & Oriental Hotel）。59歲的小說家看來比年輕時代照片中的略胖，戴著無邊眼鏡，一頭不甚濃密的棕髮略染霜雪，前額微禿。他上身穿了灰綠色襯衫，罩一件黑色西裝外套，下身是一條卡其休閒褲，腳上一雙舊Converse灰色麂皮鞋，手提一個黑色包包。這一身裝備，加上他略具喜感的表情，讓人一看便覺得親切。

在酒店大廳相互介紹之後，小說家邀請我們上去他的套房。在舒適的沙發上，他簡述了他下一本小說中的其中一個情節：關於一個在二戰爆發前從澳洲經峇里島流浪到檳榔嶼的淡米爾人的故事。小說家此行的主要目的，就是要確定他在已完成的小說裡所虛構的發生在檳城的情節，是否可信（convincing）。他提了許多問題，例如：在30年代，一個淡米爾人有沒有可能娶一個殖民地上流社會的華裔女子？在那個年代，喬治市內可能出現一家有鋼琴演奏的妓院嗎？他特別強調，作為一個小說家，他關心的並不是這幾種情況是否確實發生在歷史上的檳榔嶼，而是在當時的歷史或社會條件下，上述情況是否有可能發生。這兩種不同的關注點，其實正是歷史家和小說家的分別之處。

為了回答關於淡米爾男子娶華裔女子的問題，我的朋友打了電話請教他的老母親。另兩位朋友畢竟是跟我相差一代的中年人，聽過父母講述他們那一輩的故事，或者認識那些親身經歷過日據前後之時代的人，還幫得上小說家的忙，至少可以建議他向哪些人請教。至於我這個小伙子，由於任何忙也幫不上，便只好像一個乖巧的小學生那樣靜靜坐著，觀察小說家的一舉一動。

我發現他的動作都很隨興，有時換一下坐姿，有時站起來伸伸懶腰，完全沒有架子。當新獲得的資訊否定了他的虛構情節的可信度時，他會說：“哎呀，又得改啦！”然後現出那有點像前英國首相梅傑（John Major）的，但遠較為可愛的笑容。我還發現，他腳上的那雙麂皮鞋一定是穿了很多年，因為它們不僅有點破損，左邊的鞋帶還是斷了頭的，勉強可以繫成蝴蝶結，右邊的則太長，要先繞腳踝一圈再綁起來，才不會拖在地上。這雙鞋本身，已足以說明小說家的隨和性情了。

靜靜坐在沙發上時，我也細細咀嚼了他在酒店大廳裡說過的話。他說，有人認為他的作品屬於澳洲文學，可是在圖書館裡你不會在澳洲文學的架子上找到他的書；也有人把他歸入英國文學，但英國文學書架上也未必有他的作品；又有人說他是後殖民作家，可他是白種人，有些人不願意將他放進主要由黑色和棕色皮膚的作家組成的後殖民文學行列。他是把自己的模糊定位當作笑話來說的，其中卻不乏令人深省之處。這笑話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以國籍分類作家只能是權宜性的做法，是三流學者的勾當。我從中想起的，是出生於馬來西亞而目前定居台灣的作家們。對我而言，李永平、張貴興、黃錦樹等人最終要面對的挑戰，是在整個中文書寫傳統──而不僅僅是框架狹隘的馬華文學或台灣文學──裡確立自己的位置。同樣的，作為一個以英文寫作的小說家，彼得‧凱利面對的最大挑戰，是如何在前輩大師林立、當代作者如毛的英文小說世界裡，奠定自己的地位。

這個問題，我想彼得‧凱利瞭然於胸。但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作品，在近兩個小時的會面裡，我沒有機會直接問他。離開之前，我拿出《凱利幫正史》請他簽名。他在扉頁寫下“For Tan Yau Chong from me in Penang”，然後簽上自己的名字。寥寥幾個字，隱隱然已有幽默感。在接下來的幾天裡，我的朋友們繼續招待小說家；我無用武之地，便沒去攪和。我不確定以後是否還有機會跟彼得‧凱瑞見面；但可以確定的是，在他明年出版的新書中，我將會在字裡行間看見喬治市，以及在市區老街上活動的一批有趣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