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魯迅，本名周樟壽，後改名樹人，清德宗光緒七年（一八八一）生，浙江紹興人。祖父周介孚，出身翰林，曾任江西金谿縣知縣，後至北京任內閣中書。周家為紹興地方望族，魯迅的童年即在此優渥環境中成長及受教育。魯迅十三歲時，祖父為幾個參加鄉試的親戚朋友，向主考官行賄，但因事跡敗露，入了獄，囚禁於杭州。當時，監候的囚犯，每年到秋決時期，都有可能被處死，所以周家每年都花上一大筆錢向刑部設法，一年一年下來，周家也就破敗了。

由於出身書香家庭的關係，少年時期的魯迅，已廣泛接觸中國傳統舊學。因為家族的變故與破敗，魯迅在光緒二十四年，選擇收費低廉的南京江南水師學堂就讀，學習新式教育；翌年，因不滿水師學堂教育內容，改入礦路學堂唸書。光緒二十八年，以一等第三名的成績畢業。同年赴日本留學。光緒三十年，入仙臺醫學專科學校習醫。光緒三十二年，放棄醫學，至東京與友人許壽裳等籌辦新生雜誌，但因經費問題作罷。而後與其弟周作人合作翻譯小說，陸續出版域外小說集第一冊及第二冊。宣統元年（一九○九），結束七年的留學生涯，返回紹興。

魯迅在礦路學堂唸書時，曾閱讀嚴復所譯赫胥黎之天演論。赫胥黎進化論學說對魯迅影響甚大，讓魯迅認知到歷史的發展有可能往進步的方向挺進。留學日本的初期，即常與好友許壽裳討論中國國民性的問題：理想的人性應該是如何？中國國民性最缺乏什麼？病根又何在？這些問題是魯迅思想及其作品的出發點，而從這樣的問題意識出發，形成魯迅深廣的文化精神，而非僅僅停留在政治或革命的問題上。

魯迅在仙臺學醫時，正值日俄戰爭，一位教授於課堂上放了一些時事的幻燈片，事後魯迅回憶道：「我竟在畫面上忽然會見我久違的中國人了，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精神。據解說，則綁著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賞鑑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這一學年沒有完畢，我已經到了東京了，因為從那一回以後，我便覺得醫學並非一件要緊事，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的第一要著，是在改變他們的精神，而善於改變精神的是，我那時以為當然要推行文藝，於是想提倡文藝運動了。」幻燈片事件促使魯迅轉向了文學的道路。

魯迅返國後，即從事教職。宣統元年到民國七年這長達十年的期間裡，相應於外界的混亂，魯迅也蟄伏在個人的世界裡。這段期間魯迅一直在從事個人的學術研究，收集古籍，編校，抄古碑文。這段時期的研究，雖然並不是直接與現代文學相涉，但卻涵蘊他日後文學創作裡的許多養分與材料。此外，魯迅這一時期對中國古典文學的研究也做出了相當的貢獻，尤其在中國古典小說方面，先後輯校古小說鉤沉、唐宋傳奇集、小說舊聞鈔，著有中國小說史略。

民國七年，錢玄同慫恿魯迅投稿創作，當時魯迅的心境其實相當悲觀，他把整個中國比喻成一個鐵屋子，回答錢玄同說：「『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打破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從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回的苦楚，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嗎？』『然而幾個人既然起來，你不能說絕沒有毀壞這鐵屋的希望。』是的，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說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因為希望是在於將來，絕不能以我之必無的證明，來折服了他之所謂可有，……」（吶喊自序）雖然魯迅的看法仍是相當悲觀，但錢玄同的慫恿，畢竟激起了魯迅的行動，於是魯迅於新青年上發表了新文學史上第一篇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

自民國七年一直到十七年，魯迅定居上海成為專業作家之前，魯迅一方面從事現代文學的創作，一方面教授中國傳統文學，先後輾轉在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執教，後又南下到廈門、廣州的大學任課。民國八年，舉家定居北平，十二年七月，因與弟弟周作人妻子發生嚴重衝突，當夜即改在自己房內用餐，不再與周作人等一起吃飯。過了幾天，周作人親自送絕交信給魯迅，兄弟二人就此決裂；同年八月，魯迅即搬出原居所。與周作人的決裂，對魯迅而言，是個相當大的心理創傷，曾因此大病三十九天。從這時候開始一直到民國十五年為止，可能是魯迅一生中相當痛苦的時期，早期寫作的戰鬥精神在此一時期顯得相當黯淡，這時期結集的小說集取名為徬徨，題辭云：「寂寞舊文苑，平安舊戰場，兩間於一卒，荷戟獨徬徨。」徬徨與無奈的心緒表露無遺。雜文集則取名華蓋，按魯迅的解釋，華蓋本來意謂出家人頂有華蓋，為成佛之兆，但在凡俗之人身上，就成了壞運氣。魯迅自言常碰釘子，運氣不好，所以雜文集取名華蓋，可見其心緒低落。民國十二年至十五年的這一段時期，魯迅先是與周作人失和，而後在教職工作或新文學運動上，都感失意，心境相當抑鬱痛苦，散文詩集野草，即寫於此一時期。

民國十四年起，魯迅不再創作小說，此後，其創作最主要的體裁即是雜文。魯迅雜文的內容帶有明顯的政治性及論爭性，於形式不拘一格，要以承載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及論述。魯迅晚年將心力投注於翻譯外國文學，尤其是蘇聯文學。魯迅相當留意蘇聯社會革命之後的情況，透過蘇聯文學的認識，接觸到馬克思主義，故其晚年思想明顯左傾。民國十九年，加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為聯盟創始人之一。此後，他參與多次論戰，也捲入左翼陣線內部的許多是非之爭。二十五年，死於上海，臨終前，被原先左翼運動的友人所疏遠，可說在痛苦、憤怒的心境下黯然過世。

劉半農曾以「托尼學說，魏晉文章」形容魯迅。這八字評語，相當程度概括了魯迅的特點。所謂「托尼學說」，「托」指的是托爾斯泰，「尼」指的是尼采。托爾斯泰晚年反教會、反沙皇，勇於替俄國農民及所有被壓迫者說話，與魯迅反體制、反傳統及悲天憫人的一面相當接近。而尼采富於批判性格的道德哲學，強烈質疑舊道德、舊習俗，直指人心人性的探究，也是魯迅思想中獨樹一幟的特色。至於「魏晉文章」，則是指魯迅之文有魏晉文章「清峻」、「通侻」的風格。事實上，魏晉時期對魯迅的影響非僅止於文章風格上的襲取，魏晉文人苦痛的心理狀態及其悲劇性的生命情境，更深層的影響魯迅。在其長文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魯迅論證：魏晉文人那種反禮教的生活方式，其實只是表面現象；指出嵇康、阮籍或陶潛這些魏晉人物，看似孤高，遺世獨立，但精神上卻無一人能超脫塵俗，能不掛懷政治、社會及個人生死。他們的特立獨行，實際上是掩蓋與當權者相衝突的政治態度；而反傳統的言行，也是透過一種變化過的形式，表達他們對社會的關懷。這樣的論證，透顯出魯迅此文相當重要的一個主題：即在一個轉折的社會，原先確立的價值觀被打破的狀況下，一個知識分子怎樣決定他本身存在的價值？怎樣理解周遭世界的脫軌？朝不保夕的時代下，應如何自處？這是魯迅觀察魏晉時期文人的根本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問題亦是魯迅的哲學性思索（此段參考楊澤及李歐梵先生意見）。

魯迅文章除了清峻、通侻外，另帶有相當濃厚的悲觀意識。即如他與錢玄同的對話中所顯露的，雖然起而吶喊，但終究以為是徒然的；「希望」對他而言，是「必無」的。但另一方面，魯迅又呈現一種來自尼采「超人」思想的「孤獨之戰士」的姿態，在文學與文化運動上，扮演一個啟蒙者的角色，而這角色，就他的認知，將不為世俗所接受，甚而反對、抵抗，這就是他內心苦痛的根源。他一方面為庸俗的群眾努力，一方面卻又懷疑啟蒙群眾的可能，於是造成他搖擺於希望與絕望、信任與懷疑之間的複雜心理。即如他在希望一文中所云：「絕望之為虛妄，正與希望相同！」這種複雜與矛盾，貫穿他整個二○年代各種體裁的作品，不僅反映個人的心理情緒，同時也透顯出思想上的衝突與猶疑。而文學則是魯迅作為精神探索的形式，他把寫作視為一種無情的解剖自己、解剖他人的一種過程。

魯迅一生，關注思索中國的精神文化、文學與政治社會，也因此他的作品呈顯出與眾不同的思想深度，而相應於作品內容上的表現，魯迅更發展出許多用以承載其內容的文學形式，包括散文詩、雜文，甚至短篇小說。作為一個現代文學的創作者，魯迅無疑是個影響深遠的文學家。

魯迅父親周伯宜，清末落第秀才，一生不得志；母親魯瑞，出身官宦之家。魯迅二十五歲時，奉母親之命，自東京返回紹興，與朱安結婚，婚後數日，魯迅即返回日本，曾對好友許壽裳云：「這是一件母親送給我的禮物，我只好好地供養她。」二人之間，實無感情可言，後亦無子嗣。民國十二年，認識女師大學生許廣平。後因女師大學潮，與學生領袖之一的許廣平漸為熟稔。十六年，兩人互訴愛意，隨即同居。十八年，兒子海嬰出生。與許廣平的夫妻生活，僅過了十年，隨著魯迅的病逝畫下句點。兩人交往時的書信，結集出版為兩地書。

【文 章 分 析】

本文在結構上可以分成六個部分。第一部分即第一段，因在冬季晴朗的天空中，看見浮動著的風箏，引起敘述者「驚異與悲哀」，但何以如此，讀者並不清楚。文章一開始，便給了一個「懸宕」的力量。第二部分，則追憶故鄉的春天，在敘述者的描述下，記憶中的故鄉春日，呈顯出明亮暖和的景象。但此段最後，敘述者忽然回到現實，發現四周仍是嚴冬，而「久經訣別」溫暖的故鄉春天，在敘述者的眼裡，竟然就在這嚴冬的天空中蕩漾。於是，本來溫馨的回憶，溫暖的春季，一時之間，即染上了嚴冬的凜冽與淒冷的感覺。讀完第二部分，讀者預期作者所要表達的，很可能是對失去時光的追懷，但接下來的第三部分，敘述者再度回到過去，憶起二十年前對幼小的弟弟所施予的一幕「精神虐殺」，讀者原先的預期被修改，同時隱約感受到敘述者所謂的悲哀。緊接著第四部分進入心理描寫，敘述者表述了悔恨與沉痛的心情，描寫出心理的感受與種種思緒的轉折。而第五部分，敘述者滿懷期望的希望能獲得弟弟的寬恕，弟弟卻早已忘記這段經歷，補過的希望全然落空，敘述者無法贖愆，他將永遠陷於絕望的深淵。文章最後一部分，則回到景色的描寫。在眼前肅冷的嚴冬中，敘述者看到過往溫暖的故鄉春天，但這「溫暖的春天」卻包藏著一段無可挽回的失誤，以及無可把握的悲哀，於是敘述者說倒不如躲到肅殺的嚴冬，似乎敘述者為了躲避悔恨與悲哀的感受，寧可利用寒冬來麻木自己的感受，而這樣的躲避，事實上，正意喻著敘述者想要拋開他的醒悟，但文章最後又再一折，敘述者清醒的了解嚴冬的寒戚，而不願躲到麻木自己的冷酷之中。

本文在藝術手法上，有幾個地方值得特別提出：首先即是景物的象徵作用，本文描寫記憶中溫暖的故鄉春天，以及現實裡北京肅殺的嚴冬，都不僅僅是單純的交代時間，或對季節景色的描摹而已。眼前凜冽的寒冬，蘊有故鄉溫暖春天的記憶；而記憶中的暖春，卻因兒時的一段錯誤，隱含著悲涼的感覺，兩種相對的季節巧妙的相雜揉，並且用以象徵敘述者的心境。其次則是對比所形成的張力，除了溫暖的春天與肅冷的冬天之外，文章中還有許多相對應的力量，例如：回憶本是溫馨甜美，但敘述者卻因過去的事感到沉痛悲哀；滿懷希望卻對應著後來的失望；醒覺的心靈卻對應著無法改變的現實等。結合野草其他篇章來看，這種相對的概念正是野草風格的成因之一。魯迅自己即在題辭一文中提出多組相對的形象概念：明與暗，生與死，過去與未來，友與仇，人與獸，愛者與不愛者等。最後，則是自剖的抒情力量。魯迅嘗言：「我的的確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無情面地解剖我自己。」（寫在墳後面）在本文中，魯迅即將自我放到解剖臺上。當敘述者因過往的一段錯誤而自疚不已的時候，讀者也體認到敘述者的內在真摯情感與價值觀，但因受害者全然忘卻，使得贖愆的希望掉入絕望的深淵，現實中的努力，化成徒然與虛妄。這樣的情境帶領讀者進入敘述者的心靈困境之中，抒情的力量由此而生發。

此文描寫的雖然是人生中的一段小經歷，但在作者精心的構築下，營造出無限的張力；其冷清的筆觸下，涵藏著動人的抒情力量，於是生命中不出奇的片段，遂生發出深刻出奇的意義與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