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當 一王之法。今夫子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論， 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不然。余聞之先人曰：『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 堯、舜之盛，《尚書》載之，禮樂作焉。湯武之隆，詩人歌之。《春秋》采善貶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刺譏而已也。』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封禪，改正朔，易服色，受命於穆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請 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恥；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 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而歎曰： 「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深惟曰：「夫《詩》、《書》隱約者， 欲遂其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阨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 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 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于麟止，自黃帝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