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四九十周年的今天，特別想念五四世代的學術前輩們。那是一個可以既是學者又是公共知識分子的黃金時代。清華政治系教授蒲薛鳳憶及彼時，言道「生活美滿而寧靜，環境清幽而寬敞；同仁們努力教讀之外，又復從事研究與寫作；迄今回億，可謂為黃金時代。」

　五四，不只是場運動，它同時標誌著中國公共知識分子社群的開展。在一磚一瓦構築起現代化的學術知識巨塔的同時，他們並沒有自囚於塔中，透過知識社群的串連，如歐美同學會、文友會、獨立社、中華政治學會，凝聚知識能量向社會發聲，《獨立評論》、《新月》、《大公報》即為鏗然之作。

　九十年後的台灣，學術巨塔在重重資源的傾注下，及層層規章的組織下，亦發宏偉，社群人數超過五萬。但弔詭的是，這幾年卻不斷聽到這樣的提問「台灣的公共知識分子消失了？」事實是，知識分子沒有消失，只是被產業化了。

　九○年代始，市場化浪潮推進台灣學術界，在提升競爭力的口號下，學術評鑑制度被建立，職級晉升開始被量化計算，所有的學術產出被訂出市場價格。TSSCI論文二十點、SSCI論文三十點，研究計畫十點、會議論文二點。六年內集滿九十點升等副教授，一○○點升等正教授，未在規定時間內達到點數，不續聘。

　所有學者從進入體制的那一刻起，便得開始和時間賽跑，想辦法在有限時間下，有效率地生產出符合學術市場口味的著作。同時，還得和龐大的既存體制搏鬥，做為生產鏈的底層，年輕學者得扛負更多的教學、行政、研究計畫工作。十二年過去，即便倖存下來，所有當初對公共議題的熱情及社會參與的行動力，亦被消磨殆盡。

　即便當你終於坐上正教授之位，那並不意味著你終於可以擺脫升等評鑑制度這個緊箍咒，回到追求知識的初衷。這時，你可能要擔負教育部的系所評鑑責任，還要持續申請研究計畫以維繫研究經費的持續。是以，一整個學年中，你可能得花三分之一的時間寫申請計畫，三分之一的時間寫評鑑報告，然後剩下三分之一的時間做研究和教學。

　這個由層層評鑑制度所構築而成的學術象牙塔，無寧更像是知識生產線，精密分工、市場導向產品、效率的生產力；只是，這產品不再是為社會服務，甚至不再是為知識的積累。於是乎，知識分子，或者應該稱為知識生產者，不再是為理念而生的人，不再能夠成為公眾與統治者之間的張力，不再能成為鞭策時代前進的動力，因為他們｜｜應該是「我們」，已成為靠知識吃飯的人。

　我向來不用筆名撰述，因為所有的觀點都必需是可以經過公共檢視及批判的，但這回，思索良久後，用了筆名。因為，這個由評鑑制度所構築的象牙塔，塔內是單向的迴旋梯，一旦進入就沒有退路。是以，縱然嚮往五四世代學術前輩們「吾曹不出如蒼生何」的擔當，但請寬恕，做為一個底層知識作業員的怯懦，在「五四」這樣的一個日子裡。（作者為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博士候選人）

作者：知識作業員

資料來源：2009/05/04 中國時報

Comment：

今天學術界會弄出評鑑與種種量化指標不就會了呼應越來越競爭的世界？
加入這個圈子的人比以前多，
且台灣為了因應越來越競爭的世界所做出的內部因應，
勢必打破過去那種相對安逸與穩定的學術界生活，

也許現今這套方式不盡理想，
但沒有提出一個更好的方法，
只緬懷過去好的一面，只讓人覺得選擇性挑記憶說話
刻意迴避今日這些評鑑措施是為了解決過去何種問題，
（況我還懷疑到底過去有那麼理想嗎？）

我是不知道五四的學術界知識份子是不是全部都像文中說的那麼美好，
不知為何這樣的緬懷總讓我想起緬懷孫運璿那個美好的時代，
對比現今民主社會的眾生喧嘩，
然後刻意遺忘孫運璿所處的社會結構，
一個人沒辦法造就時代，要能有相對應的社會去配合

時代不同了，
知識份子也不僅止於學術界的人，

學界中也有人用各種方式去實踐他心中的理想，
當然也有人只是當作是工作，有人做的好，有人做的差，

但過去這種人還不是所在多有，
差別在於過去沒有監督機制，今日起碼還有一點，

知識份子的理想典範嗎？
沒有研究成果前，再多的批判在我看來只是嘴炮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