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璩美鳳被偷拍事件，
剛開始一、兩天，
我還有一種興奮莫名、幸災樂禍的心情，
男生們私下交換光碟，有人公開討論，
媒體推波助瀾，好像沒有看到，就是沒跟上流行。

到了今天晚上，有個朋友語帶氣憤地點醒我，
我才發覺自己的心態有點走火入魔，
這裡的氣氛是：搞得到光碟，被認為是有辦法，
搞不到，就太遜了。
我居然成為偷窺文化的共犯了。

誰願意被偷拍呢？
璩美鳳就算再怎麼惹人厭惡，
她也有她的隱私啊。

這個社會絕大多數人都沒有資格來評論她有什麼不對，
她談戀愛有什麼不對？
她享受性生活的愉悅，又害到誰了？
她的感情生活複雜，那又怎麼樣？人不都是複雜的。
就算她不夠坦白，喜歡以玉女的形象出現，那又如何？
這個社會口是心非、偽善的人到處都是，政客不都是這樣的。

如果有什麼人該被指責，
也應該是那個有婦之夫、那個裝針孔攝影機的徵信社
以及瘋狂跟新聞的媒體。
我們嗅到濃濃的男性沙文主義氣息。
什麼公眾人物、「知的權利」，根本是強詞奪理。

進一步說，
就算是有婦之夫，那又如何呢？
那也只是人家的家務事，
讓那對夫妻自己去處理吧，
關我們屁事！

這個社會是怎麼了？
人都有好奇心，也都有偷窺欲，
但是不能做得這麼離譜吧，
總該有點適度的節制吧。

這其實是落後的部落心態，
古時候把「姦夫淫婦」浸豬籠，
其實是一種以人命為代價，
來治療集體恐懼的儀式。

因為我們不敢面對自己內心的欲望，
透過處死「姦夫淫婦」的方式，
想像我們也處理掉對「人心會變」的恐懼，
達成集體制約的目的。
更糟的是，
女人受到的懲罰比男人還多，
而有錢的男人則擁有更多的特權，
他們到處玩，反而被當成崇拜的對象，
他們根本不擔心被人家踢爆。

彼得杜拉克在《旁觀者》一書中，
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是《怪獸與綿羊》那一篇。

杜拉克描述他所認識的兩個人在納粹當權時的所做所為：

原本只是一個平庸的小編輯漢斯，
渴望成功渴望到發狂，因此加入納粹黨，
成為黑衫隊中最殘忍的猶太人屠夫，
人們給他取了個綽號「怪獸」，
最後在納粹失敗時自殺身亡。

「綿羊」是國際知名的記者謝佛，
他以為以自己的聲望，
如果選擇跟納粹合作，
可以換取納粹不要做得太過火，
結果當謝佛的宣傳價值被榨乾之後，
納粹毫不留情地把他跟猶太人一起清除掉。

杜拉克認為，「罪惡從來就不平凡，平庸的是人」，
因此，人千萬不要跟罪惡打交道，
漢斯以為自己的野心可以駕馭罪惡，
謝佛以為藉著加入罪惡可以避免最壞的情況，
結果都被罪惡所利用。

看到這裡，你一定會問，這跟我要講的有什麼關係？
請忍耐一下，我馬上要說了，不過要再講一個故事。

杜拉克描述促使他在納粹當權之後離開德國的原因。
納粹上台之後，拿下他當時任教的法蘭克福大學的控制權。
當時的法蘭克福大學以自由學風自豪，
學校裡有一位諾貝爾級的生化學家，也是一位典型的自由主義者。

杜拉克回憶納粹進入校園後召開的第一次教職員會議，
會議中納粹代表宣布，從今以後，猶太人不准踏入校園，
所有的猶太教職員也應立即離職。
納粹代表恫嚇說，「你要不乖乖照做，我們就送你進集中營」。
現場一片死寂。
結果那位自由主義生化學家站起來說：
「您的話很有啟發性，只是，我想請問一下，生理學的研究經費是不是可以增加？」
納粹代表馬上保證，「純種的」科學研究絕對不會短缺經費的，
生化學家很滿意地坐下。
會議結束時，已經沒有幾個教授敢接近他們的猶太同事。

杜拉克經常在想，「怪獸」跟「綿羊」，哪一個比較不好？
他認為，或許最大的罪惡都不是那兩個已經作古的人，
而是二十世紀的漠然，就是那位生化學家犯下的罪。
這位學者既不殺人，也沒說謊，但卻拒絕作時代的見證。
用福音中的話說，「在主耶穌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
竟然視若無睹。

璩美鳳不是耶穌，也不是聖女，
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說，
她並沒有犯下什麼罪，
她可能做了一些我們有時候也會想做但沒有辦法做到的事，
無論如何，我確信我們沒有資格去審判她，
也沒資格拿石頭去砸死她，或是任意地踐踏她的隱私。

我承認，人是平凡、脆弱的，
我們沒有辦法消滅我們的好奇心，
也沒有辦法去除我們的偷窺欲，
但是，我們既然號稱是文明的社會，
就應該有點節制，
把對人性的寬容、對隱私的尊重放在天平上，
去平衡我們內心的弱點，
以免我們成為冷漠、殘酷的共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