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片：文山包種茶的代表性產地之一坪林，依山闢田，成為梯田式的茶園風景。

台灣烏龍茶的發展並非一帆風順。

1869年烏龍外銷美國成功導致茶農搶種，市場逐漸出現供過於求的情形，1873年，茶葉市場受到世界不景氣波動，台灣烏龍茶的成本較高，販售獲利的誘因降低，導致包括德記、怡和、義和、美時及新榮利等台北專營出口的五家洋行停止蒐購，烏龍茶頓時滯銷，市況慘烈。

差不多的時間，中國福建的紅茶，繼印度大吉嶺後，再次傳播到其它的地方，但這次傳播出去的不是茶種，而是製作技術。

1875年，安徽德縣人余幹臣自福建官場退休，他告老還鄉時引進了正山小種紅茶的製作技術，在故里設置茶莊經營紅茶買賣，新形態的茶葉商品讓他在市場上大有斬獲，隔年進一步在祈門設立分號，也糾結茶農穩定地供應茶葉，而祈門的另一個茶商胡元龍，因綠茶銷路欠佳跟著改製紅茶，生意居然也大為好轉。

在余幹臣與胡元龍之前，祈門原本沿襲六安的製茶方法，只生產綠茶，如今在他們的示範帶動下，祈門就開始形成紅茶產業了。

1873年台灣烏龍茶徹徹底底進入了黑暗期，茶商們為了生存，一定要想辦法，他們思考著如何變化商品的形態，探索其它市場的可能，當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情勢所逼，於是滯銷的烏龍茶一船一船地運往福州，改製當地人俗稱的「花香茶｣。

「花香茶｣是閩北系的特殊製茶技巧，乃武夷「岩茶｣的製作方式之一，跟烏龍茶的製作方法大同小異，但製作過程會加以花燻工序，讓茶葉帶有花香氣味，原本滯銷的條索狀烏龍茶便透過加工，搖身一變為「香片｣。

這些「香片｣以四兩重為單位，放入內外相襯的兩張毛邊紙中，再摺裝為長方形的四方包，包裝外加印茶名與商號戳記，這種饒富現代感的小包裝，既帶有零售的概念，又制定影響後代鉅深的四兩重的標準規格，正是包種茶的原始雛形。

福建的正山小種紅茶及「花香茶｣，都有燻製工序，這項閩北的製作技術，於1875年相近的年代，分別在祈門與台灣北部發展出了新商品。

台灣北部的茶商在困境中發展出「香片｣，不過決定性的製程必需委外代工，增添了商品的運費及加工成本，利潤廉薄，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吳福源發現到市場的需求，但居然沒有人提供服務，判斷其中藏有巨大的商機，1881年，他帶著擅長製作「香片｣的師傅來到台北，於大稻程設立「源隆號」，同時期的還有安溪縣的王安定與張占魁兩人合夥經營的「建成號」，進行在地化生產。

大稻埕陸續建立的「香片｣生產線，有其出自於追求利潤的動機與背景，但實際上也有助於降低新商品的生產成本，方便其它茶商的加入，這些百分百在台灣生產的「香片｣製造出來後，從淡水運到廈門，再賣往南洋，成了後來台灣包種茶最早銷往海外的動線。

而，就跟祈門紅茶一樣，他們的成功帶來其他同行的仿效，南洋漸漸成了包種茶的最大市場；1899年，台灣烏龍茶的最大市場美國爆發美西戰爭，美國無預警地對茶葉的進口課徵戰爭稅，並制定進口茶葉的品質標準，台灣烏龍茶的外銷再次遭受重創，這事件讓本地極多的茶農轉往市場較為穩定的包種茶商品，於是包種茶的產量不斷激增成長。

台灣早期包種茶的崛起跟烏龍茶的市場震盪是有關係的，但包種茶有其屹立不移的市場位置，絕非僅只是茶農的一處避風港。

1885年，福建安溪人王水錦及魏靜來台，並在北台灣的南港開闢茶園，他們兩人對於包種茶充滿熱情，製作技術精湛，1912年，兩人研發出非薰花製程的包種茶，也就是僅運用輕發酵工序，茶葉便可在不受花燻的狀態形成自然花香，當時稱為「南港種子茶｣，後來因為包裝形式演變為「包種子茶｣，簡稱「包種茶｣，這種創新的工法，突破烏龍茶以來的重發酵傳統，奠定了台灣包種茶的發展基礎。

王水錦及魏靜兩人又將研製心得傳授其他茶農，這種技術導向的新形態茶葉，讓台灣北部的文山地區蔚為產業群聚。

從此台式包種茶與福建「花香茶｣分道揚鑣，具備獨立的商品人格與風味特徵。

時代正以事件重疊的方式不斷推進。

經過了半世紀的茁壯，1926年，包種茶的外銷量擊敗了烏龍茶，這項從危機中轉型摸索出來的新商品，因其強烈的特色為台灣創造了龐大的市場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