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上九點多整理好行李、寄存旅館後，丈夫和我走到阿姆斯特丹的中央車站旁，準備搭電車到＜梵谷美術館＞。路上看到一部裝飾有古裝荷蘭男女人偶的「風琴車」，旁邊兩位大約年過六十的男人，一位在操作，一位搖零錢罐製造節奏。這個「車」的布景雖然簡陋，表演也不怎樣；但旅行時一向愛看熱鬧的我還是停下來欣賞一下，要丈夫拍照。可那搖零錢罐的老人笑瞇瞇走過來時，我卻假裝趕時間，沒有理會。

上了車後，我就後悔了。中央車站附近有些雜亂，甚至感覺有尿騷味。來自世界各地的年輕人愛在那地方集聚，找旅行資訊，買大麻。他們根本懶得看街頭賣藝人一眼；何況只是兩位胖胖的老人做最簡單的謀生。剛才那佈滿風霜的臉笑得多麼愉悅，高興有人停下腳步，可以有收入了。我卻急著走開。我小包裡不是沒有零錢啊，潛意識裡想保留著下午離開旅館前給服務生嗎？

住五星級飯店，幾天來，我們不曾在那裡吃過飯－－連早餐都外出解決；不是找館子，就是乾脆到便利商店買食物，過起「尋常居家日子」。有一頓晚餐正好與隔壁房間一位美國女子凱莉和她退休的父母共一個長桌，閒聊中，他們說起旅館的服務人員非常親切，早餐很好；我們卻隱隱然覺得旅館裡的工作人員對來自台灣的我們「另眼相看」。不知是膚色的關係，還是我們不在那裡消費，缺乏小費的「互動」？潛意識裡因此決定走前好好給一分小費，扳回「尊嚴」？街頭藝人反正與我們無關，「他們會把我們當日本人。」這是我懊惱著自己有點冷酷、丈夫也奇怪我怎麼就那麼走開時賭氣說的－－不是幾度被店員招呼著「空你嘰哇」嗎？

可是那由歡喜、不解而失望的臉卻一直困擾著我。那往上彎的嘴唇都垮下來了。我決定下午回來時如果再看到他們，好好補償他們。

到梵谷美術館時正好十點，是開館時間。我們花了兩個多小時，好好享受難得的藝術饗宴－－兩百幅油畫，只能撿最知名的細看了。隨便吃過午餐後，去安妮.法蘭克的家，然後去林布蘭的家。前者是二次大戰期間受納粹迫害的猶太少女，以一本「安妮的日記」聞名；後者是世界級畫家，前一天我們已在美術館看過他的大油畫「夜警」。匆匆參觀他們的家，算是到此一遊，粗淺地了解了十七世紀的荷蘭住家建築。安妮一家躲藏的地方沒有洗澡間，只有青花磁馬桶。林布蘭的家是堅固的木頭樓房，有兩三百件畫家以聖經故事、風景和自己為題材的銅版畫。

回到中央車站廣場，放眼一看，哪有操作風琴車、搖零錢罐的兩位老人？因為還有一點時間，出於馬上就要回台灣過日常忙碌乏味生活的心理，我們走進旁邊的「聖尼可拉教堂」，瞄一瞄它的彩繪玻璃窗。這時，渾厚的管風琴聲悠悠響起，我聽到了低沉之中的憂傷。想到昨天傍晚在運河碼頭售票亭上讀到的一個句子，It’s nice to be important，but it’s more important to be nice.當時覺得它的意思很好，讀了兩次；而我早上竟然對那兩位老人那麼不nice。

從教堂出來，再去廣場，還是沒有他們的蹤影。

回旅館領了行李，服務生幫我們把它推到門口等由旅館直達機場的shuttle bus。我把身上沒用完的零錢和小額鈔票統統給他。他雙眼閃亮，一直說謝。我希望他會告訴他的同事台灣客人不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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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九九二年的事。二○○三年，我去參加法鼓山三日禪修。最後一天學習一次一次五體投地禮拜時，強調學佛、打禪是藉佛法來自我反省、修身的聖嚴法師，以低沉的聲音做「旁白」，要我們為有生之年做過的不該做的事、說過的不該說的話懺悔，為某些事該做卻沒做、某些話該說卻沒說懺悔。…..在那靈智清明淨化的時刻，很多往事掠過腦海，而我非常鮮明想到的竟是阿姆斯特丹那兩位老人。

  我還聯想到幾次自己做過相似的拒絕人家的憾事。雖然自我安慰，在那種感觸特別深刻、心特別柔軟的時刻，幸好沒有更大的傷人的事情「可供」回溯、懺悔、慚愧；不過再怎麼說，十一年了，它還藏身我回憶的一角，終歸是無法彌補的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