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初，幾個朋友一起到淡水去看琦君大姐，也看她和另一半李唐基先生離開台灣二十年後回來養老的地方。

看到我們，她笑得像一朵花，一方面開心，一方面又在意自己的臉色、穿著好不好看，說，「你們都好年輕喔。」

高齡八十八的她偶爾有時空錯亂的困擾，弄不清楚這是美國還是台灣；可卻有一分要對我們「告狀」的堅持，那是對相依相扶數十年的老伴的不滿。「他是反對黨，我做什麼都反對。」「他都要限制我，我曾想寫詩，他就笑我幾歲了能寫出什麼好詩！」口氣不平，有孩子氣的怨惱。李先生笑著，「她總說可惜當年她的父親不同意她讀外文系，不然也可以用英文寫作；我跟她說如果她不是讀中文系，就沒有今日的琦君了。」

我們一起說對啊，用英文寫作怎麼也比不過以英文為母語的人；國學根基深厚的她以自己的文字書寫，才能寫出一本本優美的、溫柔敦厚的散文，才能對台灣一代代的學子造成那麼大的影響啊。

這幾年她已不創作，卻「餘恨未消」地抱怨以前每寫一篇都要先生過目，他卻多半沒有好話。「就是做菜，要他表示一點看法，他都說不說話就是表示還可以；說話就是要批評，要吵架。」我們覺得驚訝，寫作多年，幾個人還巴巴地要另一半先看自己的文章呢？有時書出版了，家人肯翻兩頁說一句「寫得不錯啊」就算做了交代了。可見這對老夫老妻多麼密切。

上次看到琦君是二○○一年十一月，那次她回了一趟出生地溫州，返美國的家之前，到台灣小做停留看看朋友。

那日，旅邸客廳的電視機上面擺有框在精緻像框裡的大陸行照片。聽我們稱讚，她談到她家的莊園早被共產黨拿去辦中學，只老宅給當古蹟保留著；再後來才做為「琦君文學館」。她所有的著作都已送去，請有專人管理。「那三溪中學，目前只有初中，很快會有高中。」這一趟返鄉，有攝影名家跟隨著拍了一系列的照片，並且貼成很藝術的本子。其中不少拍的是琦君成長的古色古意的故居，和鄰近美麗的山水竹林。她指著老宅一隅，說她媽媽（也是伯母）和二媽（二姨太）房間背對著背；姨太們各有各的娘姨，娘姨之間有競爭，會吵架，自我標榜著給主子梳的是什麼什麼頭；她媽媽量大，不愛爭，說她梳的是鮑魚頭，最簡單。有些照片裡三溪中學的學生和鄉親夾道歡迎，我說坐在「滑竿」－－兩根長竿中間籐椅上的她很風光，好像「皇后出巡」；她笑得像小孩，很是可愛。

恰好同時去看她的有雜誌編輯，訪談之外要錄音，請她讀一小段「桂花雨」。

她謙說聲音不好，可是讀起來，嗓子雖有些沙啞，卻很有味道。她念著父親告訴她各種花的名字，其中「叮咚花」，特別柔軟悅耳，好聽極了。念完了，說，「詩人一定覺得桂花可吃很俗氣，但我就是喜歡它。饞嘛。」

說起創作，自然也要談起大學裡的恩師夏承燾先生，「他都說寫文章，心要輕，筆要勤，文要精。輕是指輕鬆。」聲音真是輕柔，像她溫暖柔軟的手。「師母不會說上海話、國語，只我可以和她說家鄉話。她常坐在帳子裡，我都說她像是坐在帳子裡的觀音。」

她回美國後，我們還通過賀卡和一兩封短信，這幾年她深受關節疾病之苦，寫信只草草幾個字－－她的字本來就又大又草。她的性子急，常收到信當天就回；曾有一信竟是在郵差等待著的情況下急急寫好、交寄的。我也親自領受過她的急性子，在台北時，邀她為新生副刊寫稿，只要答應，總是來得很快；可是登出後如果沒有很快收到報紙，電話裡的聲音就不大愉快。有一次我親自去投郵，她卻說沒有收到，害我拚命喊寃，又再限時寄去一分。

她一直喜歡小東西，文友們常會得到她愛不釋手買來分享大家的小磁鳥、小鈴鐺、小玩偶；從美國來信，不方便寄她在舊貨攤「搶購」的小擺飾，就偶爾寄一張剪紙－－四面立体的紅色春字或囍字。因為上面繫著一條紅棉線，我就把它掛在檯燈上，或用膠帶貼在梳妝鏡上，讓屋子裡增加一分喜氣。

剛認識琦君時，當然是一個晚輩對前輩的仰望。出版新書，寄請她指教；她寫信說陰雨多日，心情低落，讀了我溫馨的書，「人才活了過來」；還說我筆下的兒子多麼可愛生動，「好想抱抱你的寶寶」。她的鼓勵和誇讚總讓我歡喜好久。可惜因為個性靦腆，她邀我去她家玩，說比劍舞給我看；我竟一直拖著不曾去。後來在文藝場合或她們那一輩女作家午后的聚會做個安靜的旁聽生，都很喜歡她的俏皮幽默。她說自己性子急，喫糖時常卡卡就咬碎，只偶爾肯讓糖貼在「天花板」上，讓它慢慢溶化；說她先生凡事認真，「老虎追來了，還要回頭看看牠是公的還是母的。」形容小孩的笑容，她說「他笑得像個小木魚」。最好笑的是，她買了好多蘇雪林的書，要送給學生；因為想讓學生們有蘇先生本人的簽名，便寫信給她，並附了一小疊紙條，「請幫我簽名」。誰知紙條寄回來了，上面寫的全是「琦君」。蘇先生還對人說：「琦君好奇怪，居然叫我幫她簽名。」

琦君的聲音柔軟，表情生動，消遣自己、自己的丈夫或說文壇趣聞，都給人餘味無窮的感覺。

二○○一年那次見面，我帶了一個蠟染棉布做的手縫信插給她，她很歡喜，拍照時，要我也一手捏著它，說，「好像頒獎呢」。阿彬給她一條粉紅絲巾，把她的臉色襯得更好，她圍在脖子上拍照，又俏皮地披在頭上，我們說她非常嫵媚，更把她笑得合不攏嘴。

相隔三年，她的外表並沒有什麼改變，皮膚仍然細緻，聲音仍然輕柔悅耳。因為第一次的拜訪，她捨不得我們走，我們當即約了一個星期之後再來；第二回，差不多是同樣的人，她仍一再問「她是誰」。只有我，因為在她比較年輕時就相交吧－－雖然像她說的，我們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她都笑著說，「當然記得，她是劉靜娟啊。」我說滷豆干前也學她先在豆干上畫十字，她的眼睛亮起來，「是啊，我都會畫十字，比較容易入味。我做的菜比這兒的好多了。」問她還比劍舞嗎？她指指丈夫，「他不讓我做，怕危險。」我們大力稱讚李先生對她巨細靡遺的照顧，她說，「生病之後，我才知道他的好。」「學會計的人，什麼事都一板一眼。」

二十多年前，琦君寫到丈夫總是消遣他做任何事都要集思廣益、考慮再三、按部就班；住在美國了，卻還要聽台灣英語教學節目的錄音帶；「英語九百句」學得滾瓜爛熟了，卻就是說不出口。李先生說自己「肚子裡都明白，就是開不了口；茶壺裡煮湯圓，倒不出來，莫辦法。」琦君說茶壺的嘴還會吐蒸氣呢。
現在尚稱健朗的李先生常常要替琦君發言。他說琦君到美國後英文退步了，他後來倒是進步了；因為要做她的司機、護士，家裡大小事都由他出門打交道，再不能守口如瓶。更不會像以前琦君消遣他的，「等你把句子造好，那個當受詞的鄰居，早已跑得老遠；現在進行式變成過去完成式了。」

寫了那麼多年，題材又以童年人物為主，琦君卻永遠不會過時。不同年代的讀者繼續享受著她和母親、外公、阿榮伯、鄉人組成的溫暖世界，似乎証明了「善良敦厚」永恆的價值；那也是身處混亂時代的人心嚮往之、樂於分享的質素吧？而她一貫平淡樸實不取巧的筆觸，似乎也說明了這樣的散文才是可長可久的。

多年前她給我的一封長信中說，「有人說我『貧』，老賣回憶和童年，我也覺得太重覆了。昨天就有人當面這麼勸我，口氣當然是非常委婉的。毀譽有什麼關係呢？寫就寫吧，我太懷念過去，也許真老了，還有很多童年沒『賣』完。我每一想起那些人和事，就會鼻子酸酸的。」

她的童年回憶能打動人，沒有「賞味期限」，就因為它們先讓她鼻子酸酸的，而她又有一枝溫柔的好筆啊。

2004.11.2 自由時報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