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07/18 中央社】18 年前，她是野百合學運校際代表，後來成了知名的全職工運者，去年她寫「我們」，又多了台北文學年金得主的封號，重拾18歲以前的文藝少女身分，她就是顧玉玲。

高中時期的顧玉玲，熱愛文學，從嘉義北上進入輔仁大學英語系，參加的社團是文學社。不過，顧玉玲說，輔大文學社不僅讀左派的書，還到處參加環保運動。她當社長時，指導老師是長年從事社運的前台北市勞工局長鄭村棋，最後文學社「一小撮同學們」還參加野百合運動。

顧玉玲是「野百合學運世代」出來的知識分子，但她沒走入政壇，而在畢業後選擇一條辛苦的路，全職投入沒錢、沒人且難以得到掌聲的工運─從自立報系工會秘書、工人立法行動委員會、工傷協會，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而且一路走了18年。

在工作傷害受害人協會9年，她幫助RCA罹癌女工爭取職業病認定，將原本因環保議題而受到矚目的RCA案，增添對女性的關注。她揭露從鷹架上跌落導致癱瘓的工人，因為沒勞保得不到理賠，但也沒錢與雇主打官司爭權益。

為了讓外界了解每年上演、卻隱沒在台灣各角落工傷者的痛，也為凝聚工傷者家屬，她籌畫「工殤春祭」，用一場又一場宗教法會，軟性呈現難以一一訴說的故事。種種的努力，終於讓工運者擬出的「職業災害保護法」，以「職業災害勞工保護法」的折衷面貌完成立法。

前些年，顧玉玲的工作據點，移到中山北路三段小巷子的老公寓，距離更近的是每週日聚集眾多菲律賓勞工的聖多福教堂。她擔任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TIWA)理事長，關注移工 (外勞)議題，和伙伴們除了服務個案，也協助受限於法令無法自組工會的外勞成立團體，創造屬於他們的發聲管道。去年，她將這段歷程寫下「我們─移動與勞動的生命記事」。

其實在「我們」之前，顧玉玲就常寫，但因為平日有忙不完的輔導、勞教、演講、街頭運動等工運事務，她都是以單篇文章呈現對工運的觀察。例如寫外勞故事的「逃」，獲時報文學獎報導文學首獎；寫工傷家屬的「烈女」，獲懷恩文學獎評審獎。寫書通常需要幾個月沈澱，不過工運團體錢少、人少，哪有「浪費」的本錢，於是顧玉玲的「寫作假」是每週1天不必進辦公室。

雖說「我們」的創作動力，來自籌措房租的迫切性，但在下筆時，顧玉玲說，不僅每段移工故事，都讓她寫到欲罷不能，而且觸動她回顧自己─隨國民政府軍隊移台的父親、她從嘉義到台北定居的島內移動等，於是她將自己也寫進故事裡。

但坦白背後的事實更令人心酸。「你知道嗎，我們平常寫1個企劃案，4萬、5萬，台北文學年金是40萬」。新台幣40萬元，代表他們未來兩年辦公室房租有著落，而且她捐出全部版稅收入，還可持續挹注協會運作。

就像很多社運工作者一樣，在決定投入運動那一刻，就勢必要犧牲許多「身外之物」，錢賺得比工人少，沒有退休金，知識分子的優勢也會隨時間流失。大學時代的顧玉玲原本想出國繼續攻讀學位，如果按照「正常」的途徑走，現在也許執教鞭，也許進入政壇。

不過，顧玉玲不認為自己在追求理想過程中「犧牲」、「放棄」了什麼。投入工運，她說，讓她在大學剛啟蒙的左翼思想「正好有實踐的機會」，而且「我從來沒在主流市場，既然沒機會過好日子，也就沒放棄什麼。」「做我想做的事，不是所有人都有這種機會。」

問她覺得這些年最困難的是什麼？顧玉玲想了好久，竟然找不到答案。她說，「你知道嗎，我的膽子很大，遇到事情絕不放棄。」處在逆境卻不覺得苦，或許這就是社運工作者的浪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