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09.08.14張鐵志 中國時報】1949年開啟了中華民國在台灣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各自的新歷史。站在這個新時代的關口，本報特別製作「兩岸六十年，回首來時路」的系列專題，回顧過去六十年在這兩塊土地上，各自發生的三十個重要歷史事件。

戰後，台灣開始進入一片黑暗肅殺。二二八事件後，台灣社會的騷動並未完全被鎮壓。1948年3月，台大師大學生發動學潮，爭取民主自由，高喊反飢餓、反迫害。次年4月6日，一百多人被逮捕，7人在獄中被槍斃，史稱「四六事件」。

次月，1949年5月19日，台灣省政府主席兼警備總部司令陳誠，宣告台灣實施軍事戒嚴。這部戒嚴法嚴重剝奪人民的基本權利，並成為台灣戰後獨裁統治的法源基礎，直到1987年7月15日才廢除，讓台灣成為世界上軍事戒嚴最久的國家。

作為一個移入政權，國民黨原本對本地政治和經濟精英極度不信任。再加上在冷戰結構下，其與美國同盟，對抗共產中國，所以全面肅清島內有紅色嫌疑的份子。但整個威權統治的本質，還是以國民黨要鞏固政治權力，而鎮壓各種異議分子。

戒嚴令之外，各種法律構築了威權統治的基礎。例如國民黨在大陸時期就頒布的「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1948.5.9），以及來台之後於1949年頒布的「懲治叛亂條例」。據前立委也是政治受難者謝聰敏的調查，在整個戒嚴期間，台灣有兩萬九千多件政治獄，十四萬人受難，三千到四千人遭處決。

高潮是50年代，據估計這段期間就有約有兩千人遭處決，八千人被判重刑。這期間對後來台灣政治影響深遠的案件是《自由中國》案，和「台灣人民自救宣言」。

《自由中國》是1949年由一群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創辦。胡適擔任發行人，主要的編輯是雷震和殷海光。創辦之初，該雜誌與蔣介石關係良好，但他們逐漸不滿於蔣的強人威權統治，開始從批判共產主義，轉向檢討國民政府。1954年5月，雷震在《自由中國》批評黨國「反共救國團」干擾學校教育，蔣介石隨即下令開除其黨籍。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更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指出蔣政府藉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自由中國》亦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更七論反對黨的重要性，宣稱：「民主政治是今天的普遍要求，但沒有健全的政黨政治，就不會有健全的民主，沒有強大的反對黨，也不會有健全的政黨政治」。

基於這樣的政黨政治理念，雷震試圖結合台灣本土的政治人物如李萬居和高玉樹，共同組成一個反對黨，由雷任秘書長。1960年9月4日，雷震終於遭到逮捕，罪名是「包庇匪諜」；10月8日宣判當天，蔣介石明確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於十年」。台灣戰後第一個組黨運動，一個跨省籍、結合知識份子與政治人物的政治力量，就這樣被無情鎮壓。

1961年，台大教授彭明敏，成為台大系主任（其中一個學生叫連戰），並被聘任為聯合國大會中華民國代表團顧問，前途似錦。作為國際法權威，他深知國際處境，而無法忍受當時國民黨政府的各種謊言以及獨裁統治。1964年，彭明敏與學生魏廷朝、謝聰敏草擬一份「台灣人民自救運動宣言」。

宣言中，他們提出的目標，第一個就是「確認「反攻大陸」為絕不可能，推翻蔣政權，團結一千二百萬人的力量，不分省籍，竭誠合作，建設新的國家，成立新的政府。」這個宣言強調不分省籍，而非狹隘的族群主義。

9月20日，彭明敏一行三人被警總逮捕入獄，以叛亂罪起訴。但由於彭明敏在國內外都具有高聲望，所以於次年11月被特赦出獄。1970年，彭明敏偷渡出國，直到九零年代初才回到台灣。

不論雷震或殷海光，彭明敏或謝聰敏，雖然被黑暗吞噬，但仍閃閃發光。當然他們各自命運不同，雷殷二人沒有來得及看見民主的曙光就抑鬱而終，彭謝則見證到民主化的來臨。但在他們之外，在那個時代，還有更多為了理想，或者其實是無辜被牽連，而神秘消失，或在黑牢中度過青春，或被折磨肉體的生命。然而至今，「轉型正義」還在空中飄盪。

參考資料：蔣友柏坦承婚前一切是錯誤 對關穎不屑一顧

【摘要2009.08.14中國時報】初掌中國政權的共產黨，放鬆對言論的箝制，以思想自由的空間，換取知識分子對新政權的順服。大多數的知識分子，為了升官進爵或是避免被貼上「反動」、「資本家」與「買辦階級」的標籤，無不小心翼翼的遵從黨定下的路線。

身為魯迅學生的胡風，當時大肆批評共產黨，在文化層面所做的思想箝制，掌控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胡風主張，「作家應按照自己的需要來改造自己，不用官員來對他們進行改造。」他致力破除黨對思想控制，企圖將五四時代中，多元文化與思想自由的注入中國。

然而，胡風訴求文化自治的言論，慢慢侵蝕中國共產黨的控制體系。1955年，胡風及「胡風反革命集團」淪為全國批判活動的箭靶。隨後，胡風被控入獄，並一直被監禁到1979年。

1950年代中期，「一五計畫」正如火如荼的進行，中國共產黨清楚認知到，推動一五計畫，需求助知識分子與技術專家。然而，1955年夏天，共產黨對胡風的猛烈指控，卻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烙下傷痕，知識界瀰漫著消極的氣氛。面對消極被動的知識界，共產黨給予知識分子一定學術自由，以爭取他們在工業化發展的合作。

1956年4月，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論十大關係》報告，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並保證以溫和的態度來對待批評意見，他說：「一次既嚴肅認真又和風細雨的思想教育運動，應該是一個恰如其分的批評和自我批評的開始。…應該不要開批評大會或者鬥爭大會。」

中國知識分子，後來逐漸卸下心防，相信政府鼓吹百花齊放的口號是真實的。1957年5月1日至6月7日這五周間，中國社會風起雲湧，「大鳴大放」，人們一吐心中對共產黨的不滿。知識分子批評黨過度控制個人言論自由、對付反革命分子太過苛刻，官僚幹部腐敗等問題。北京大學學生，更在校園豎立民主牆，貼滿批評的大字報。一時之間，自由評論的風氣瀰漫中國。

對毛澤東來說，發動雙百運動，原只是毛澤東意圖以外部力量，壓制黨內官僚主義的手法，然而，知識分子的批評聲浪，卻逐漸擴及到對共產黨的批評，這些批評遠遠超過共產黨預期的底線。這些戮力發出自由之聲的知識分子，旋即被打為「右派分子」。

反右運動正式展開！截至1957年底，反右運動比歷次運動清洗了更多群眾，逾30萬知識分子被打上「右派分子」的標籤，他們有的被打入大牢、有的被下放農村勞改，有的甚至只是被流放。例如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就是當時被激烈攻擊的頭號右派分子。

爾後1960年代發生的文化大革命，是對全國包括知識分子，和其他階層在內的更大規模意識型態恐怖運動。最後，反右運動，囚禁知識分子的自由之聲，助長人與人因恐懼而生的相互攻詰，這一事件在中國社會劃下了難以磨滅的傷痕。

參考資料：胡佳其人

蔣介石與吳國楨 【摘要2009.08.14黃清龍 中國時報】1949年底國府撤退台灣、正當蔣介石處境最黯淡之際，吳國楨在美國力挺下，出任台灣省主席，《時代雜誌》以他為封面人物。

吳國楨上任後意氣風發，提出四大新政措施，宣佈起用台籍人士。1950年3月蔣介石任命陳誠出任行政院長。陳誠對吳原就有心結，因此陳透過政院各部會欲削減省府職權，兩人的對立遂告表面化。除了與陳誠的鬥爭，吳國楨還要面對以蔣經國為首的特務系統的干擾。吳國楨對特務橫行、踐踏人權，十分憤慨，頻頻向美國官員抱怨。

4月11日行政院通過決議，吳國楨請辭照准，遠走美國。次年2月16日，吳國楨接見合眾社記者，談到他與台灣當局的主要爭執，在於「目前（台灣）的政府過於專權。」這些話引起強烈迴響。蔣至為惱怒。

吳國楨又越洋上書國民大會，痛陳政府六大缺失：（一）一黨專政，國庫通黨庫；（二）在軍中設黨組織及政治部；（三）特務橫行，視法律如無物；（四）人權無保障，台灣成了警察國家；（五）言論不自由，報紙停刊，記者被抓；（六）仿共青團成立救國團，壓迫學生，進行思想控制。這時蔣對吳開始以「吳逆」稱之。吳國楨對蔣的針貶可謂刀刀見骨，蔣介石當然是聽不進去的。吳國楨從此流亡美國，直到1984年逝世未再踏入台灣一步。

蔣介石當初打出「吳國楨牌」是為了爭取美援不得不如此耳。而吳國楨事事仰承美國旨意，讓蔣「憂惶不已」。然而導致兩人交惡的關鍵，則是蔣傳位於子的佈局；偏偏蔣經國那一套仿照蘇聯共黨的統治手法，卻是受過西方教育的吳國楨所深惡痛絕的。

參考資料：小蔣百歲冥誕 變捧馬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