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合報╱漢寶德 摘要2008/08/30】

北京的這次經驗使我們意識到，『建築』，在廿一世紀終於站上了文化活動的尖端，成為全民注目的焦點。作為一種生活的『空間藝術』，建築所產生的感動具有『龐大的生產力』，稱之為『文化創意產業』，已可名副其實。可是在台灣，我們對於這樣的趨勢，缺乏積極的反應。但在僵硬的行政體制束縛下，即使國外建築也極難自由發揮，至今沒有看到有指標性的作品出現。

在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國外名家來台憑實力爭取業務是無可厚非的，但當政者必須知道，一個自由而進步的國家，必須『培養自己的建築師』，肩負起新時代建設的任務。他們在國內行有餘力，還要『在國際場域中爭取表現的機會，才是推動文化創意產業發展的正道』。只有台灣建築師揚名國際，以『特有的文化背景』為國際社會所接受，才算發展成熟。

社會人士可以責怪台灣建築界不爭氣。在長期被壓抑的社會環境中，建築界養成得過且過的習氣，缺乏鬥志，確實是事實。可是當政者如能高瞻遠矚，積極改善環境條件，大力培養建築人才，情勢應可迅速得到改善。

關鍵的是指標性文化建築的籌劃與設計，一定要有『政策的支持』。一方面，要在城市發展中保留主要及次要建築的位置，可以成為『地標，為生活空間』的重心。另方面，要在這類建築中使用不同於一般建築選聘建築師的方式，以達到高標準設計的目的。也就是政府『先要為建築界準備舞台，然後才選聘有才能、適當的建築師』。戰後巴黎的一些主要公共建築就是這樣產生的。

（前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