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這等事，是人類創造的，凡為人所創造的總是有缺陷，而面對某些缺陷，又是難以彌補的。至少在時間上，在資源上。於是我們都感到無奈。

舉個例，葡國將強姦罪的性質定為公罪，無論當事人是否追究，國家機關都必須依職權調查及審判。看來是國家責無旁貸的為伸張正義的工作，卻對受害人造成很多的滋擾。很多時我們只會很有正義感的說不應該姑息犯人，鼓勵當事人去指正等等，卻沒想到跟保護當事人有很大的衝突，甚至有人比喻要受害人再作一次証供等於再被性侵犯一次那樣。多年前在葡國有一宗案件，檢院依法對一強姦犯提起訴訟，被害的女子要求檢察官不要提起，因為事隔經已好幾年，而且更重要的是，該女子將要結婚，她不想這件事被“公開”。但檢察官不能不依法行事，於是“法律的正義”致使這名女子最終不能成婚（因為即使該類案件是閉門審訊，其家人和未婚夫都必然可以知道）。這種制度，真不知道是對犯罪人的懲罰，還是對該受害人的“懲罰”。

法律與人情之間，就是一種無奈。

在澳門的民事訴訟中也很無奈。假設受害人損失明明是十六萬，被告在開庭前的庭外調解中要求只賠十萬，這時受害人通常會逼於無奈地接受該“議價”，一來由於舉証上的困難，官司不一定會勝訴，另外，即使勝訴，司法費和律師費都要賠本。為什麼法官不“幫忙”？因為法律規定，即使法官知道事實，他都不能代當事人去主張，審判的範圍僅僅是當事人所提及到事實，叫做甚麼“當事人（主動）原則”，這就是制度。

基本上老師不容許我們同學在課堂上錄音（刑事），由於很多言論只容許在課室內存在，但如果“出街”會惹來麻煩。但同學們通常“好少理”，私底下他們會說：“就讓他去告我好了！”言下之意，不是“大方”，而是大家都唸法律，大家都知道這個制度有多無奈有多麻煩，有時，甚至是“紙老虎”。

根據＜澳門日報＞２００６年２月２４日的報導，某大厦的業主遞信終審法院促關注大厦車位做契問題──（副題）公務員漠視法律佔用他人車位。一名該大厦居住十多年的現職法院公務員小業主，因熟悉澳葡政府時期逗留的車住登記法律漏洞，不遵守大厦訪客車住使用規則及破壞大厦多年的停車塲泊車規定，故意侵佔他人車位使用權。
我們可以做甚麼？法律有甚麼作為？
老師說應該愛上法律，那麼我就不會常常只會看到其壞處。這樣，是否有一點自欺欺人？
面對法制，如果漠不關心是無知，那麼力不從心，就成了無奈。

澳門刑法無“非禮罪”的罪名，皆因“非禮”一詞太過空泛，難以界定，但可以歸入“侮辱罪”一類。班上同學下課後開玩笑，開始進行“侮辱”，然後終於有同學“看不過眼”，說要告人了，他們會回答說：“你咪去告我囉笨！”會告他的人就“笨”。好奇怪，通常人都不是因為不知法而不守法，明知故犯的為多。法學院的學生讀過法律後開始“識少少，扮代表”，開始“知法犯法”，開始變得無賴，“你咪去告囉！”差不多成了識法人士的口頭禪。大一的時候同學仔見很多問題不合理時，會以“法律是正義”的來質疑老師，現在不會了。老師那時回答我們，“理論是一碼事，實踐是另一碼事，法律都要食飯架！”終歸究底，還是“食飯”要緊，真的，如果人人都餓肚子，還會管狗屁制度？又如果人人本來就寧餓不搶的，何需制度？有時，我們不是怕強權，不是怕無“天理”，而是怕那套爛鬼制度，還有那套“慢摸”程序。

雖然很多人說“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但老師說不能一味的求快，要快，就犧牲了嚴謹，有很多事決定得太早太草，會後悔。不單後悔，而且影響一個人的一生。

教授告訴我們，社會上出現的不公正、犯罪和種種糾紛都是一種“病”，為醫治這種病而要開展法律程序，而其所付出的代價可以是很大的，正如有時候病不單不被治好，還會帶來經濟負擔（雖然澳門的訟訴費跟香港沒得比，便宜多了）和心身的折磨。如果有癌症，或者要洗胃，所用的方法和藥物的副作用會更大，但是別無選擇。他還說，我們只可以希望我們一生都不要遇到那種事，我們只可以希望那些病不會臨到我們身上；我們只可以希望自己一輩子都不是原告，更千萬不要成為被告。



2006/2/25
2006/3/17
2006/3/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