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儒家對五四運動的反省

- 楊祖漢

　

對於五四運動之為一愛國之運動，五四時代青年人表現了純粹真摯的愛國熱情，而外抗強權，內除國賊，為民族爭一個在世界上應有的合理之存在地位，不要有任何的委屈，這價值誰也不能反對，新儒家（如唐君毅、牟宗三兩位先生）亦復如是。對於五四運動與新文化運動之對西方文化之引介，希望使中國能充分現代化，即吸收西方文化之長，以開出民主與科學，這點用心及其貢獻，新儒家亦是相當肯定的。新文化運動、白話文運動，作為一啟蒙運動來看，亦是很成功的。但吸收西方文化，要開出民主與科學，是否由對西方文化一往情深，致無限之傾慕，千百般的歌頌宣傳，便可得到？又接受、吸收西方文化，是否便要拋棄剷除傳統文化，然後可奏效？對於西方文化及傳統文化之理解和態度，新儒家則有異於五四運動的主要人物（胡適、陳獨秀及文學家魯迅等）的想法。對於五四及新文化運動所造成的反傳統的趨勢之愈演愈烈，使中華民族之精神一步步的離其自己，使所謂中國之性格、中國精神，只能寄託在日常的生活習慣上（如飲食），或對古代器物之玩賞，及一些特殊的技藝（如國術、氣功、中醫）上，此外便沒有了。使中國人在意識上要澈底洋化，（信仰基督教固是洋化，信仰馬列主義亦是洋化也）而潛意識上又極願作一中國人，這裡面有極大的衝突、矛盾，精神上有無限之痛苦。使當代的中國人精神並不能順適條暢，而惶惶不可終日。對於這現象之造成，新儒家是痛心疾首的。

據唐君毅先生的看法，五四以來知識分子接受西方文化的意識態度，常是出於一種欲望的動機，對西方文化顯出一種卑屈羡慕的態度，即主要都從功利的動機出發。由這種心態來了解西方文化，並不能真正肯定、真正了解西方科學、民主、宗教本身的價值。西方之科學研究之精神是一種純粹求知的精神，是超乎一般的現實求功利的心情的。又近世科學家皆由自覺地求了解一「上帝之所知」之自然祕密而生之偉大要求所鼓舞。近代作民主自由運動之思想家，亦依於天賦人權、個人權利之獨立性，與個人人格之絕對肯定。即西方人對科學、民主之肯定與追求，其背後是有一段真精神在推動的。這背後的真精神，是有其深遠的傳統的。對於這點，五四時代的知識分子大都不能了解。他們所介紹的西方文化，如羅素、杜威之哲學，實不足以代表西方文化及哲學的大本大原。而且當時人對羅素、杜威的了解，亦很有限，對西方傳統的文化、哲學不能入，則對於所謂現代化、科學與民主，便不能有真正的契會。這便可使人理解何以宣傳了幾十年的科學與民主，而科學卻終未能生根，民主政治亦未能真正實現之故。知識分子大抵都宣傳科學，但都不能沉潛於學術的領域，以貢獻其一生精力於研究為職志，而多半途出仕做官，如是如何能使科學生根？人多崇尚自由民主，但卻只在生活習慣上講自由，如為人子女的反對父母的權威，或在男女婚姻上不負責任。使父母不能教訓其子女，老師不能教訓其學生，而毀壞傳統的倫常。科學的研究、民主自由的精神，必須是以對學術的真誠，及尊重理性作基礎的，沒有這精神作基礎，則所謂爭自由爭民主，只會成為一場大的浪漫的衝動，毫無成果之可言。

由上所言，可知科學與民主背後是有其深遠的傳統的，是有對學術的真誠，及道德、宗教的敬虔、寬容，肯定個體的尊嚴，即是一理性之精神作支持的。吾人可說，是因為有超越乎現實的精神在支持，人才能作持久的努力，而在現實上有一步步的成果。這超越于現世的，不求功利的精神是西方學術文化的「體」，必有體然後有用。而中國文化亦自有其體。傳統的儒道佛三教的思想，亦是使中國人的精神能不黏著於現實，不受限於感性之生理本能，而隨時理性化其自己，使民族群體的生命，能生生不已的根據。三教都是表現了高度理性的教訓，有著高度的智慧。儒家的仁教，要人顯發本有的不安不忍的仁心，由親親仁民而愛物，於倫常實踐中體驗印證具無限意義的神聖實在。道家教人化去成心，不要有為造作，使生命能沖虛自然，無為而無不為，生活如行雲流水般。佛教言緣起性空，教人觀空破執。又對人生的習氣無明，煩惱的根源，有至為深刻的體會，由是而開出詳密的修證工夫。見無明煩惱之根極其深細，而要徹底解脫，又憫眾生皆沒在無明中，而興渡盡眾生之大悲。這些都是人類智慧的高度表現，都是真理。由此而使群體的生命及個人的生命能不陷墮於欲望氣性，不限於現實利害的關心計算中，而能不斷湧現理想，以開拓其心靈，廣大其胸襟。這是中華民族能長久立足於世界之根據，是所謂中國文化之「體」。

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對傳統文化，並不是從這些地方看的，他們只看到了一時的腐敗的現實政治，只看到了一些民族的生活沉澱、渣滓，如裹小腳、抽大煙、懶散的習氣等。他們看不到中國學術文化的大本大原，不懂孔孟的仁教、魏晉的玄理、南北朝隋唐的佛教、宋明的理學。只知肆意批評，而不肯虛心體會受教。這樣又怎可以使個人的生命與傳統的文化生命相通？又怎能知道中華民族憑什麼可以長久存在，什麼是將來民族生命、個人生命的道路？如是人便無所依歸，生命不能安頓。這樣人又怎能理性化、客觀化其自己，以純淨其生命，開顯其智慧？這樣子的人之存在，又怎能成就大學問、大事業？我們不能說保守著傳統文化一定可以使中國現代化；傳統文化固有其不足夠的地方，但要使中國現代化，並不必要，甚至是不可以拋卻自家的傳統文化。傳統文化營造了一個人可以在其中合理地生存的環境、氛圍，這氛圍對於中國人，如牟先生所說，如水之於魚。人的生活如果沒有了道，便是魚沒有了水。莊子說：「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人類生活於道術中。道術對於人，是最為根本的。沒有它，一切都不能談。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的主要人物，卻主張要連根拔起傳統文化，以為它是和民主、科學不相容的，這實在是淺陋不學之過。

如果能夠保存傳統文化的真精神，人的生活便有了道，於是自然會隨時調整，革故生新。若自覺到有所不足，便會朝合理的目標而改進。了解到民主與科學是現時代必須開出來的，便會努力從事於此。一個健康而有生命力的民族，是自然會如此的。而傳統的道術，便是使民族生命能維持健康正常之道。民族生命能正常健康，便不會像五四以來的知識分子般，一味的要求古人、責怪古人，好像古人沒有留給我們更好的遺產，便是古人的大罪過。只知怨懟祖先，不肯反求諸己。於是非理性的情緒到處發洩，以打倒、破壞傳統來發洩現在感到事事不如人的憤恨。這種心情，又怎能使民族步上坦途？使國家、社會真正現代化？破壞、打倒並不即是建設。要有民主、科學，須長期沉潛的努力。五四以來的許多知識分子，乃至一般老百姓，常犯了這「以破為立」的謬誤。

附記：此文是作者參加由「淡江大學」及「北京大學」合辦的「海峽兩岸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學術討論會」（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北京）的發言稿。劉國強兄為《毅圃》「唐君毅先生紀念專號」約稿，謹以此文應之。

　

　
*** 本文選自《毅圃》第八期 1996年 十二月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