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絕大多數的零售市場由溫州人把持。
溫州出品的皮草、服飾在中國市場佔第一。絕大多數的中小企業也由溫州人帶領。
甚至溫州人也創了中國第一個包機出國做生意的紀錄。
溫州人憑什麼樣樣衝第一？
　
　
天下雜誌２９７　文／陳良榕
　
　
在中國，哪裡有變化，哪裡出現機會，溫州人就會出現。

原先保持低調的王姓溫州商人，突然在北京一個晚宴出現，「叫我『王總』就好了！」他以濃厚的浙江口音說著。今年才三十七歲的「王總」怒豎的短髮，加上包在皮夾克、黑西裝褲裡壯碩的體型，讓人聯想到舊片的日本黑社會老大。

「王總」興致盎然地向記者打聽一家台灣的環保科技公司。原來初中沒畢業的「王總」，上個月飛到美國找了創投投資兩千萬美金，打算在北京郊區買下三百畝地，分三期開發投入在中國大陸少人聽過的「電子垃圾回收」行業。

「電子垃圾回收」以高科技百分之百回收帶有重金屬、劇毒化學物質的報廢印刷電路板、電視螢幕等，這在環保意識健全的日本、台灣等地屬於高利潤的行業，而近來頻頻向「世界一等大國」看齊的中國大陸政府，也積極以政策扶植環保產業，但具體細節、法規仍未就緒。

儘管政策八字還沒一撇；儘管對於環保科技一無所知，充滿創業家精神的「王總」仍打算做了再說，「等到政策出來就晚了，先搞地把廠房蓋起來，」他說。

打從他二十二歲從溫州帶著五千元人民幣來到北京做起成衣生意，五年後，與鄉親合夥創立中國第一個現代成衣批發商場「京溫大廈」而致富的過程。「王總」深深明白做生意搶先為贏的祕訣，「等到大家都認識到了，就不好搞了，」他說。因為同業競爭激烈，利潤下跌，他已淡出成衣市場。

「王總」是北京溫商的代表。這群「中國最早的資本家」據說在北京超過七十萬人。最叫北京人津津樂道的故事，是當年歐元成立時，據說第二天北京大街小巷就出現可以裝進歐元鈔票的皮夾，「溫州人做的，」思科大中華區公關商容說。

《哈佛商業評論》便將以溫州人為首的大陸中小企業稱之為「崛起中的網絡」。並認為這會是中國大陸在全球攻城掠地的主力之一。現在溫州企業的打火機、鈕釦等產品已雄霸世界市場。而在成衣等日用品也佔據中國的內需市場。

《哈佛商業評論》描述溫商的特質：能隨機應變、快速反映市場的能力，以家庭為主的協力網路，還能生猛有力的衝撞體制和法律。
　
　
‧亞洲最大的航母級市場

這些讓台灣人聽起來很熟悉，「真的很像台商，」十七年前就到溫州做博士論文研究的政大社會系副教授劉雅靈說。她回憶，當時她對溫州經濟活動的第一印象就是：「無法無天！」

而且由於南邊與福建接壤的浙江省，溫商與台商的血緣比想像中還要近。據說在魏晉南北朝時代，戰亂中曾造成大批福建人向北遷徙。劉雅靈到浙江蒼南縣做研究時，也發現當地人會說「福建話」。

當然，溫商與台商的最大差別還是在於國際化的程度。三十年前台商的足跡便已行遍世界，但今日溫商仍以國內市場的生活用品為大宗，「他不需要，在國內市場就可以賺錢，為何要做外銷？」劉雅靈解釋。但中國進入世貿後，溫商也開始進軍世界。

「你不認為北京根本就是一個大工地嗎？」一位在北京的台商忍不住感嘆。當四年後的奧運成為北京大破大立的契機時，溫州人也汲汲利用這機會崛起。

從天壇沿著永定門外大街一路向南行，會到達北京市邊緣的俗稱「浙江村」大紅門地區。這裡是北京批發市場的集中點，現在這裡卻很難找到一條街，可以躲開施工吊車和拆牆聲的騷擾。拆了一半的破碎街道旁，店鋪的擴音器大聲的重複播放著：「緊急拆遷，瘋狂搶賣！」

旁邊足足有足球場大小的龐然大物已見雛形，正是號稱「亞洲最大批發航母」（指航空母艦）的百榮商城。總面積是台北一○一的六倍大小，共可容納六千個攤位，內部店鋪街長達一公里。今年四十四歲的百榮投資控股集團董事長蔣百榮，也是浙江人。

旁邊剛蓋好的寶藍色高大建築是萬朋文化辦公用品商城，溫州股東的目標在兩年內讓這裡發展成華北地區最大的文化辦公用品集散地。走進兩旁馬路還可看到「溫州鞋城」、「溫州燈具城」。

據王總估計，北京的溫州人約有七十萬人，這群溫州人幾乎壟斷北京的百億人民幣零售市場。
　
　
‧浙江村的過去

現在浙江村的繁榮氣象，叫人完全看不出九年前，這裡曾經歷一場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對決的戰役。
早在「走資」在北京還是禁忌話題的八○年代，還是一片農村景觀的大紅門地區就聚集上萬名來自浙江的成衣商人。他們租用農舍生產成衣，在路邊擺攤到發展出幾個大市場。「浙江村」迅速發展為華北地區的成衣集散中心，秦皇島、唐山，連蒙古省會呼和浩特的小販都坐上九個小時的長程巴士到這裡批貨。

好景不長。當時的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一九九五年指示對浙江村來個「清理整頓」，結果北京市政府迅速展開大規模的剷除違建，不少溫州商人跟高利貸借來的創業資本從此血本無歸。「王總」的幾個攤位被橫掃一空，當場損失三百多萬人民幣，「沒有辦法，」他說。

學者分析，當時浙江村的生猛經濟活力正逐漸脫離政府掌控，「這樣的改變，正是當權者所畏懼的，因為它挑戰到既有的秩序，」北大出身，博士論文以浙江村為主題的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人類學系助理教授張莉寫著。
　
　
‧中國的猶太人

「王總」的損失不算大，因為他的「京溫大廈」猶在。不曉得是運氣好，還是消息靈通。包括他在內的兩、三千戶溫商，每家出一萬三千元，在一九九四年興建起中國第一座五層樓高、一千六百多個攤位的現代批發商場︱︱「京溫大廈」。這群溫州人巧妙地克服計劃經濟的束縛，找來溫州市工商局和北京豐台區工商局做為京溫大廈的業主，讓京溫大廈成為國有企業，得以在廢墟中倖存。

往後幾年，京溫大廈成為北京溫商的「育成中心」。一個攤位每年可賺上百萬人民幣的豐厚利潤，讓這群溫商得以在大紅門周遭及北京各地投資其他商場。「很多溫州人都從我們這裡出去的，」東北人、正在北大唸EMBA的京溫副總經理葉乃森說，「市場經濟在國內從這裡開始。」

但其實溫州的經商傳統可上溯千年。

早在南宋時期，以「事功」學說獨樹一格的永嘉學派就是誕生在溫州，領導人物葉適、朱熹與陸九淵三足鼎立。傳統儒家向來瞧不起「重利輕義」的商人。唯獨永嘉學派卻主張「利義並行」，認為辛勤勞動擁有物質財富是件光榮的事。「經商和種地一樣，都是平等。」中國社科院研究員王春光解釋，他也是溫州人。

有這樣的歷史土壤，溫州人流著資本主義的血液。「只要（政治上）不打壓，他自然而然會冒出來，」劉雅靈說。

打從文革時代起，溫州人已經不安於室。王春光解釋，當時溫州當地政府分成兩派激烈鬥爭，無暇管束之下，加上當地缺乏大型國營企業，因此溫州人到外地打工的風氣比其他省分的人都早一步，以大陸的說法，不少人在當時「存了第一桶金」。

也因此，一旦經濟改革起來，溫州人樣樣衝第一。王春光驕傲地唸出一連串的第一：溫州出品的皮鞋、服飾在中國市場佔第一；從溫州到金華的「金溫鐵路」是第一條中國私營（資金來自南懷謹）鐵路；溫州人創下第一個包飛機出國做生意的紀錄。

從新疆到東北到上海，幾乎全國各地的零售市場都讓溫州為主的浙江人把持，「所以有人稱溫州人是中國的猶太人，」北大地理系教授胡兆量驕傲地說。

但如同早期猶太人在歐洲被視為異類，飽受歧視。溫州經濟的特異獨行，在社會主義濃厚的中國社會始終被視為異端。

劉雅靈曾在無錫遇到一位地方幹部破口大罵溫州，「那種地方專搞私營經濟，只有我們江蘇的集體經濟才是社會主義的正途。」

溫州人打的擦邊球也有出軌的時候。一九八六年間，發生著名的浙江「八大王」事件，八個浙江富商被打為「走資派」而入獄。雖然不久便得以平反，但仍引起一陣恐慌，當時就有不少溫州人以假造證件的方式，越過北方邊境沿著西伯利亞鐵路逃難到匈牙利、捷克等東歐國家去。

由於政治打壓，「那些搞私營經濟的，都不踏實，」劉雅靈說。導致溫州人普遍有撈一票就撒手的心態，「因為不曉得你什麼時候會被戴上帽子。」

再加上溫州人另一個與台商相似的民族性︱︱「寧當雞頭，不當鳳尾，」王春光慷慨地唸將出來，「所以個個都是老闆。」

先天受限加上溫州經濟一直得不到官方關愛的眼光，銀行借貸體系始終獨厚國營企業。因此溫州始終都是中小企業，讓溫州經濟在中國兩千年後的快速發展中，與聯想、海爾等大公司相比，逐漸顯得聲勢不如前。

最明顯的例子，就是《Forbes》中國一百大裡頭，沒有一家溫州企業。

溫州人以十年的時間走過台灣傳統產業戰後三十年的成長歷史，迅速面臨到傳統產業現代化的瓶頸。溫州人能否突破成長極限，創造出如同鴻海、捷安特、寶成等大集團，是眾所矚目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