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03-23 00:19:29彤煒‧書屋
喬治‧肯楠回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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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再往歐洲出差去的前夕，得知喬治‧肯楠 (George F. Kennan) 逝世的消息。 於是不加思索地從櫃子裡翻出幾本他寫的或關於他的書來，塞進行李箱裡。
兩本是他親撰的回憶錄,《MEMOIRS 1925-1950》與《MEMOIRS 1950-1963》。在機艙裡重溫之際，還是覺得很棒。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講求實際的學者，如何秉持內在的良知，以澄澈細膩的心思，在一個極度殘酷卻又混沌不明的世界吶喊。
1935年，他身處史達林正開始展開大整肅的莫斯科；1938年，他在布拉格目睹德軍的入侵；而德國對美宣戰時，喬治‧肯楠就在柏林；之後，他成為締造馬歇爾計劃的主要人物。
當然，誰也不會忘記喬治‧肯楠是冷戰理論的肇始者，以及他提出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雖然在回憶錄中甚少提及其內思歷程，但對於美國此項改變國際政治板塊的外交政策，起源於他任職於蘇聯大使館時所發回的一封〈長電報〉(Long Telegram)，讀來我們仍可察覺他在下筆溯憶之時已透露了些許追悔之意。
喬治‧肯楠於1947年以「X」署名，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發表了〈蘇聯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一文，也就是〈長電報〉的要點公開版。此文一發表後，即被視為對杜魯門主義的詮釋，引發各界來文交相討論。自此美國對蘇採取的強硬政策不但得到輿論共識，亦為冷戰造就了一套意識型態。雖是一家之言，但肯楠奠基於現實主義的基礎所提出的均勢遏制概念，的確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面對與蘇聯日益交惡的關係，適時地提供了全面且完整的思想論述。
無論喜歡或贊同與否，我們都可說是生活在一個被肯楠改變了的世界中。由曾置身於決策核心的他親自執筆所寫的回憶錄，本來就具有一定的份量。更難得的是，他不但率真坦言且文采飛揚，不愧是曾獲頒普立茲獎的歷史學者，一路讀來，感受不太到國際政治慣常給人的生硬與距離感。
肯楠的對外政策思維應是於任職外交機構時開始形成。之前受教於軍事學校的他，接著又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歷史學士的學位。畢業接受培訓後，先後被派往瑞士、德國，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的美國使館駐守。其間，他進入柏林大學攻讀俄國語文與歷史，而這段學習成功地使他於之後任職里加使館時，躋身當時為數不多的蘇聯問題專家之列。
因為里加當時是西方接觸蘇聯的重要門戶，美國特別在那裡設立了一個蘇聯研究中心，擔任三秘職務的肯楠負責研究蘇聯經濟問題，透過報刊雜誌的閱讀、對蘇聯移民的接觸，並且系統化地分析蘇聯的政經體系、價值觀念與輿論宣傳，他形塑出對蘇聯的最原初觀點。
"The strength of the Kremlin lies largely in the fact that it knows how to wait. But the strength of the Russian peopl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know how to wait longer."
在學校時，對於教授動不動就搬出民族性來解釋俄國問題，常竊自斷言這實在是不講求科學的偷懶取巧說法。但另一方面，與俄國人打過交道後，可能又不能不服氣這套「也只能這樣想」的說辭了。而這也就是我對喬治‧肯楠的論述根據所持的觀點吧。儘管他當然不只是一個經驗主義者。
"Experience had convinced us that far more could be learned by careful, scholarl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legitimately available concerning any great nation than by the fanciest arrangements of clandestine intelligence."
除了獨樹一格的看法與富有創見的剖析，透過史學的途徑探討外交問題，更奠定了肯楠在外交史及外交關係的研究領域中歷久不衰的影響力。他也強調，只有通過歷史的考察，才能充份地理解當今的國際問題，制定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需具備長遠的眼光，而歷史分析法對此大有助益。
在史學領域，讓肯楠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一大步，應該是在於他寫的兩卷《美蘇關係：1917~1920》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7-1920)。在第一卷出版後，即受到史學界的讚譽，並接連獲得班克羅夫特獎(George Bancroft Prize)、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以及佛朗西斯帕克曼獎章(Francis Parkman Medal)。
在首卷的《俄國離開戰爭》(Russia Leaves the War)中，他擷集了豐富的史料，翔實而流暢地，描述自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1918年3月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期間的美蘇關係。此書除了說明蘇聯的極權統治與對外擴張有其歷史根源，使得他對蘇聯的論點臻於完善之外，因為不認同美國習以道德為名取代利益衝突考量來處理國際政治，肯楠也藉著指出美國干涉蘇聯革命是個嚴重錯誤，含沙射影地也批評了那時美國當局的政策。
鑑往知來，親言為我們驗證這句話的肯楠，最令人瞠乎其後的應是對國際局勢變化的洞燭機先。由克里斯多夫‧耶斯泊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所集結的這本《喬治‧肯楠訪談錄》 (Interviews with George F. Kennan)裡，常是只能當事後諸葛的我，覺得這位大師還真可以說是鐵口直斷，如果在官僚或學術單位的混不下去的話，改行當算命仙應該也不會也不會餓著。
─ "I believe, some day Russia will have to abandon East Germany and let it rejoin Berlin." (我相信，有一天俄國必須放棄東德，然後讓它重返柏林) ── 他這麼說之後的33年後，柏林圍牆才垮下來。甚至早在1960年，他就形容了科技侵吞美國文化及對一般美國人意識上的衝擊。同年肯楠也已指出美國對汽車的過份依賴，以及未加抑制的都會成長造成的社會撕裂、環保傷害及資源耗竭的問題。
有些問題，特別是美國的問題，從來就不單單是美國的問題。而有些事情，特別是被以為早已走入歷史的事情，其實從未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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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亦刊載於【欲羨寒梅】部落格網頁：
http://daisytsaitw.blogspot.com/2005/03/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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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程再往歐洲出差去的前夕，得知喬治‧肯楠 (George F. Kennan) 逝世的消息。 於是不加思索地從櫃子裡翻出幾本他寫的或關於他的書來，塞進行李箱裡。
兩本是他親撰的回憶錄,《MEMOIRS 1925-1950》與《MEMOIRS 1950-1963》。在機艙裡重溫之際，還是覺得很棒。從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個講求實際的學者，如何秉持內在的良知，以澄澈細膩的心思，在一個極度殘酷卻又混沌不明的世界吶喊。
1935年，他身處史達林正開始展開大整肅的莫斯科；1938年，他在布拉格目睹德軍的入侵；而德國對美宣戰時，喬治‧肯楠就在柏林；之後，他成為締造馬歇爾計劃的主要人物。
當然，誰也不會忘記喬治‧肯楠是冷戰理論的肇始者，以及他提出的〈圍堵戰略〉(Containment)。雖然在回憶錄中甚少提及其內思歷程，但對於美國此項改變國際政治板塊的外交政策，起源於他任職於蘇聯大使館時所發回的一封〈長電報〉(Long Telegram)，讀來我們仍可察覺他在下筆溯憶之時已透露了些許追悔之意。
喬治‧肯楠於1947年以「X」署名，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發表了〈蘇聯行為的根源〉(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一文，也就是〈長電報〉的要點公開版。此文一發表後，即被視為對杜魯門主義的詮釋，引發各界來文交相討論。自此美國對蘇採取的強硬政策不但得到輿論共識，亦為冷戰造就了一套意識型態。雖是一家之言，但肯楠奠基於現實主義的基礎所提出的均勢遏制概念，的確為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面對與蘇聯日益交惡的關係，適時地提供了全面且完整的思想論述。
無論喜歡或贊同與否，我們都可說是生活在一個被肯楠改變了的世界中。由曾置身於決策核心的他親自執筆所寫的回憶錄，本來就具有一定的份量。更難得的是，他不但率真坦言且文采飛揚，不愧是曾獲頒普立茲獎的歷史學者，一路讀來，感受不太到國際政治慣常給人的生硬與距離感。
肯楠的對外政策思維應是於任職外交機構時開始形成。之前受教於軍事學校的他，接著又在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歷史學士的學位。畢業接受培訓後，先後被派往瑞士、德國，愛沙尼亞與拉脫維亞的美國使館駐守。其間，他進入柏林大學攻讀俄國語文與歷史，而這段學習成功地使他於之後任職里加使館時，躋身當時為數不多的蘇聯問題專家之列。
因為里加當時是西方接觸蘇聯的重要門戶，美國特別在那裡設立了一個蘇聯研究中心，擔任三秘職務的肯楠負責研究蘇聯經濟問題，透過報刊雜誌的閱讀、對蘇聯移民的接觸，並且系統化地分析蘇聯的政經體系、價值觀念與輿論宣傳，他形塑出對蘇聯的最原初觀點。
"The strength of the Kremlin lies largely in the fact that it knows how to wait. But the strength of the Russian people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y know how to wait longer."
在學校時，對於教授動不動就搬出民族性來解釋俄國問題，常竊自斷言這實在是不講求科學的偷懶取巧說法。但另一方面，與俄國人打過交道後，可能又不能不服氣這套「也只能這樣想」的說辭了。而這也就是我對喬治‧肯楠的論述根據所持的觀點吧。儘管他當然不只是一個經驗主義者。
"Experience had convinced us that far more could be learned by careful, scholarly analysis of information legitimately available concerning any great nation than by the fanciest arrangements of clandestine intelligence."
除了獨樹一格的看法與富有創見的剖析，透過史學的途徑探討外交問題，更奠定了肯楠在外交史及外交關係的研究領域中歷久不衰的影響力。他也強調，只有通過歷史的考察，才能充份地理解當今的國際問題，制定成功的外交政策必需具備長遠的眼光，而歷史分析法對此大有助益。
在史學領域，讓肯楠成為著名歷史學家的一大步，應該是在於他寫的兩卷《美蘇關係：1917~1920》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7-1920)。在第一卷出版後，即受到史學界的讚譽，並接連獲得班克羅夫特獎(George Bancroft Prize)、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國家圖書獎(National Book Award)，以及佛朗西斯帕克曼獎章(Francis Parkman Medal)。
在首卷的《俄國離開戰爭》(Russia Leaves the War)中，他擷集了豐富的史料，翔實而流暢地，描述自1917年的十月革命到1918年3月與德國簽訂布列斯特和約期間的美蘇關係。此書除了說明蘇聯的極權統治與對外擴張有其歷史根源，使得他對蘇聯的論點臻於完善之外，因為不認同美國習以道德為名取代利益衝突考量來處理國際政治，肯楠也藉著指出美國干涉蘇聯革命是個嚴重錯誤，含沙射影地也批評了那時美國當局的政策。
鑑往知來，親言為我們驗證這句話的肯楠，最令人瞠乎其後的應是對國際局勢變化的洞燭機先。由克里斯多夫‧耶斯泊森(T. Christopher Jespersen)所集結的這本《喬治‧肯楠訪談錄》 (Interviews with George F. Kennan)裡，常是只能當事後諸葛的我，覺得這位大師還真可以說是鐵口直斷，如果在官僚或學術單位的混不下去的話，改行當算命仙應該也不會也不會餓著。
─ "I believe, some day Russia will have to abandon East Germany and let it rejoin Berlin." (我相信，有一天俄國必須放棄東德，然後讓它重返柏林) ── 他這麼說之後的33年後，柏林圍牆才垮下來。甚至早在1960年，他就形容了科技侵吞美國文化及對一般美國人意識上的衝擊。同年肯楠也已指出美國對汽車的過份依賴，以及未加抑制的都會成長造成的社會撕裂、環保傷害及資源耗竭的問題。
有些問題，特別是美國的問題，從來就不單單是美國的問題。而有些事情，特別是被以為早已走入歷史的事情，其實從未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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