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利用上班時間搜尋全國碩博士論文資料，不經意的發現一篇論文，是由李亞南先生以黃春明老師的小說《放生》為研究材料，探討老人老化問題與臨終現象。寫的很好，文字有血有肉，讓我一頁接著一頁，讀著讀著幾乎忘記手邊還有公務。一本論文能寫成如此，真是大大地成功了！放眼望去，國圖中的哪一本論文，不多是堆砌與拼湊而成的文獻資料？

關於黃春明老師，從前唸書時，黃老師剛好是駐校作家，聽過老師幾場演講，黃老師是很棒的說故事者兼戲劇表演者，說的笑話總能逗得眾人其樂融融，但我卻覺得他的言談與作品之間都有很深刻的社會責任與自我反省的元素，那些元素，寂靜無聲，卻很有力量，讓我好幾次閱讀過後，都感受到很濃厚的難受，哽在喉頭，無法言語。

在網路上看到這篇黃春明自己寫的文章，關於他自己。大家一起來認識這位可愛的作家。

出生地的認同與小說的創作 ◎黃春明

我八歲那一年暑假，母親感染霍亂病逝。她拋下我和四個弟妹；最小的么妹還是一個嬰兒，出生才五個月。她好像比我們更懂得要找母親，那一陣子的日子特別愛哭，一哭就哭個不停的時候，連左鄰右舍的好厝邊，也覺得心情有一份說不出的煩悶。照顧我們五個小孩，是一個很沉重的擔子，它分秒不放鬆地壓在祖母的肩膀。但是重擔裡面，最有份量，最重最煩人的算是我。由於母親早逝，加上成長背景中諸多不順遂，我常常自憐自棄，覺得自己是世上最不幸的人；直到我讀到沈從文、契訶夫的作品，從那麼遙遠的地方撼動了我的心，尤其是契訶夫的作品，其創作年代，連我爺爺都還沒出世！但他所寫的人物竟讓我讀到哭了出來，後來我就沒有再為自己哭過，我已突破了自憐的繭。自小，我在團體、人群裡始終找不到一個位置，直到後來我向聯合副刊投了〈城仔落車〉的稿子，受到素未謀面的主編林海音肯定 ，彷彿也給了我的人生一個定位。其後我在中廣負責廣播節目，當時的播音員多半從報章雜誌剪下一些文章，在狹小的播音室，透過麥克風傳送給聽眾，而我卻頗不以為然，在我的認知裡，只要聲音能透過我的麥克風播放出來，就是播音員，而麥克風能播什麼樣好的內容讓人聽，那個地方就是播音室，如此說來，地球原本就是一個播音室。這些都是文學所給我的影響。

容格曾說，說一個人對自己出生地有了認同，人格的成長才不會受到扭曲。這是以積極面而言，我是從消極面來證明：我曾經在家是個壞孩子，在學校是壞學生，被四所學校退過學，民國四十七年屏東師範畢業。那時候的屏東對我們宜蘭人來說，遙遠得很，連做生意的人心也沒踏腳到。事後我並沒怎麼變好，但是也沒變壞下去，因為在坎坷的成長過程中，在心底的深處，我聽到呼喚。這一聲，或是聲聲的呼喚，像母親終於把迷途浪子喚回頭了。

在正常的情況下，初學的人想寫小說的話， 一定是寫他自己，或是他最熟習的人物和環境。在這個起步上，我是正常的。開始時我寫了不少關於自己的東西，包括自己覺得全世界都跟他對起來的那種感覺，其中最典型的一篇，即是我拿來在我的集子前面做序，嘲笑它是蒼白的〈男人與小刀〉。過後就寫熟悉的身邊人物，他們要不是鄰居，就是羅東的小同鄉。像〈鑼〉裡面的憨欽仔，就真的有這麼一個人。我寫自己和寫他們，這都是很自然的事，那麼恰好他們是小人物，對他們和家鄉卻有一份說不出的感情，在這兩造之下，寫出小說來時，碰巧形成擁抱小人物的熱烈的場面來。如果我不在那裡長大，假定是在台北，那麼我想，初期我的小說就不是這樣的面目了。

其實我一開始寫小說，是以玩票性質涉入，可是玩得很入迷。在求學時期功課給當了。到了社會，特別是結婚移居台北謀生時，有幾次為了趕小說丟工作、換工作、使小小三口的家庭陷入困境。有幾次因為不能按時付一個月六百元的房租，為了避開二房東，大清早五點就出門在台北市到處亂逛，逛到九點進公司上班。當時常遇到不如意的糟糕事。好在寫小說入迷的人，有一種不可救藥的，幸災樂禍的態度面對自己，安慰自己說：只要不死，體驗很寶貴。我是在這種不是很順利的日子裡，在自己身上認識了那個頂頂有名的阿Q；至於認識魯迅先生的阿Q，則是以後很以後的事了。在我寫所謂的鄉土小說的那個年代，從經濟效益的觀點看的話，寫小說和生活絕對是矛盾。可是說也奇怪，那時代的小說，被視為創作也好，成為完整的作品審讀也罷，小說好像具有什麼不能言狀的魔力，吸引寫小說的人，讀小說的人，很多都為之神魂顛倒。以我來講，我的作品在同仁雜誌《文學季刊》發表是沒稿費的。這不但不能怪，我還和當時的同仁一樣，永遠懷著一份很深的感激《文學季刊》哪。

當時《文學季刊》的主編尉天驄教授，不知怎麼鼓動他那三寸不爛的舌頭，去說服他姑媽尉素秋教授的，或是尉姑媽認為年輕人辦雜誌是好事，比去吃喝玩樂好。所以給了一點錢，讓我們大家有個青春期的成長園地。從此我們志同道合的朋友：陳映真、王禎和、七等生、施叔青、劉大任等等，還有指導我們的何欣姚一葦先生，經常不具形式相聚一起、分析大家的作品，鼓勵大家。我真不敢想像，如果沒有《文學季刊》那些前輩和朋友，黃春明現在在做什麼？以我的想像，我一定變成一個令我自己看不起的人吧。在那窮苦的日子寫稿，收到讀者鼓勵的信，和報章雜誌上時常讀到對我作品的評介時，是我最愉快的事。它們常常像及時雨，每當我被生活逼得喘不過氣，怪起小說來的時候，文評和讀者的信就出現。就這樣我和小說一直保持著藕斷絲連的關係到今天。

七0年代台灣面臨了退出聯合國與釣漁台事件等衝擊，國人的民族主義因這些國際事件而高漲，甚至顯得激動，這是很自然的事情，絕對是對的。所以我寫那樣子的作品也是很自然的事，慷慨激昂並沒有錯，文章裡不是都只有冷冷的描寫，應該什麼都有。當時的知識份子確有那些惡形惡狀，像是崇洋媚外，但我所看到的那些小人物是那麼老實，他們有責任感，而知識份子沒有，只是在飆他自己的身份，展現他們的知識，所以我在寫知識份子的時候很容易自己就會跑出來。我想有些人是認為這種寫法容易感染讀者，讓讀者沒有自主的判斷力，才否定這些作品。

在每一個時代，感性太多的時候我們就批判，但現在理性太多了，就需要感性，所以情感在現在的社會非常的重要。感性是普遍的存在，理性要通過訓練，所以到後來變成了一種特權，擁有理性的知識份子，變成在玩理性，當然這也可以玩得很美很冷。感性是普遍的存在，就如同人皆有惻隱之心一樣，容易動容、感動。我認為寫作，冷冷的寫或熱熱的寫都可以，但都不要講明。若表現非常成熟在敘述一個情節，不會因為某一種情感而擾亂了他，讓他的語言狂飆起來，這也很好。

創作理念

我的小說喜歡處理時代轉變的過程，關懷人與環境在這個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尤其是新的文化淡入與舊的文化淡出中間的交疊處，更是我關注的焦點。這就好像台灣的海域，有暖流和寒流，暖流有暖流的魚類、寒流有寒流的魚類，在暖流和寒流交匯時，北方的寒帶魚類和南方的熱帶魚類相會，在這個時候，不但魚的種類最多，而且兩種魚類交配，更產生了許多這兩類以外的混血兒（即小魚類），在這個地方魚類是最豐富的。這些產生的新品種就如同社會變遷下的人們，他們所面對的是個多面的社會，不管是阿盛伯也好，老人們也罷，都是在這樣的思維下被刻意描寫的。

我現在的寫作較具中心，比較有社會意識，以前雖然也有，但較不清楚，多屬於個人的感動。近幾年的創作的一系列關於老人的作品，就是在這樣的思維下產生的。台灣社會變遷很快，與我父執輩同一代的老者，往往被留在台灣某一處的山區或鄉村，終於期盼子女能抽空回來探望，無奈晚輩們總有千萬個無法返家的理由。於是有的老死無人知，直至屍體發臭；甚而有的屍首還被狗給吃了…。想想，這些老者，當他們年輕時，上有高堂，不必去學校接受知識的洗禮，就自然知道對父母行孝；下有子女，再貧困的年代，也咬緊牙關把子女養大。這種現象當然有部分歸咎於個人忘恩負義的不孝行為，但整體觀察起來，這和現在社會結構的轉變有很大的關聯，這就如日本《楢山節考》影片中，唯有把老人送往山上去自生自滅，才能減少消秏，維持村中的平衡及生計，當然其中也有人不忍這種作為，但卻也莫可奈何，因儼然已成了一種文化。如此看來，我們何嘗不也是《楢山節考》，我們雖然非把老人遺棄山中，但卻是直接留在家鄉，改由年輕人出走，老人一樣自生自滅，成了被犧牲的一代。因此在面臨了這樣的遭遇，老人自己就要有生涯規劃社會國家更應有完善的老人福利政策。

文學藝術，應該也是推動社會向前邁進的

所謂文學藝術，應該也是推動社會向前邁進的，許多力量當中的一股力量吧。在這個功能上來看，我過去的創造心態是卑鄙的，該被唾棄的。我希望我今後的寫作，能找到一條更開闊的道路，跟大家，跟更廣大的讀者，跟我們整個社會連在一起。可能我今後的作品，不能像瓷磚那麼討人喜歡，然而社會的建設，像十大建設，是不需要瓷磚的，偉大的工程，偉大的建設，永遠是需要大量的鋼筋和水泥，我只希望我是一把水泥，或是一截鋼筋。
把我們的民族，把我們的社會，比喻做一棵神木的軀幹的話，做為一片樹葉子的我們，在枝頭上的時光，我們只有努力經營光合作用，當我們飄落地的時辰，我們即是肥料。我們個人的生命雖然短暫，但是神木的軀幹，即是每一片葉子的努力和盡職。五千年的神木就意味著有五千梯次的發芽與落葉。我的寫作經驗是徹底的失敗了，我仍然希望成為一個作者，做為神木的一片葉子，和大家一起來為我們的社會，為我們的國家，為我們的民族獻身。
就以發表的園地，來做個客觀的思量。當然，在絕對的個人主義，與無政府主義的創作意識型態的人看來，無所謂園地不園地的，也無所謂讀者不讀者的；他們並不企圖與第三者溝通。所以，他們甚至於認為創作，在稿紙上脫了稿就算完成了。這種創作意識的作者，在創作的心境上，可能境界很高，恐怕不是普通人可攀登的罷。我也是一個普普通通的人，不會有什麼創見。我只能追隨先哲的看法，省些摸索的時間，省些胡言亂語的力氣，在目前貧乏的中國文壇上，能盡我僅有的棉薄之力，我就感到心安。所以在小說創作上，我是絕對贊成以真摯的人生態度為基礎底關心人、關心社會的文學。且不說道德良心，且不說道義責任，單從文學藝術產生的過程與成份來看，也就可以明白。如果在文學藝術裡面，把「人」的部份拿掉了，所剩下來的會是什麼？然而，又把「人」的從「生活」，從「社會」裡面游離出來，那又會是什麼樣的「人生」啊！何況關心人、關心社會的文學，還有其他多樣性的意義在。說到這裡，我十分自覺得慚愧，嘴巴喊的是那樣的文學，手寫的也是想寫好那樣的文學，結果跟幾個臭味相投的朋友，卻躲在社會的墮落，喊呀、叫呀、吵呀地自鳴得意。這種情形想起來又可憐又可笑。除非另有別的文學觀念和態度，不然一定要走關心人和社會的文學底路的話，不但內容是社會性的形式，而媒體的工具也要是群眾性的。所以我想，不管我怎麼歸咎自己，卻牽連的指責了同仁雜誌的園地。但是在另方面的意義，《文學季刊》是我的搖藍，我的集子裡面，有這個時期的前輩和朋友他們的指點在。現在，我對作品的所謂完成，另有看法；我絕不認為脫稿就算完成；我也不認為稿子繳給刊物刊出來就算完成；更不認為作品印成書，到處發行也叫完成。我要知道，我的作品經過讀者之後，是被唾棄的，或是被歡迎的。也就是說經過一段時間是否被社會接受？然後讓這種成敗的後果，回到我的心靈深處發生作用，希望化成新的作品出來。

對小說的看法

當然現在讀小說的人還是很少，大部份的人都浸淫在影像媒體中，不論是電視、電影或者是電腦網路，也因為如此，我們的想像力越來越退步。影像媒體快速而直接的刺激，人們來不及運用想像力，這使我們吃了很大的虧。在發現影像媒體的缺點後，便回過頭來再重視文字的傳媒。文字傳播本身除了讓人從文字上得到訊息之外，還給予人想像的空間，這對人類的腦筋很重要，人就是因為能夠思考而異於其他的生物，而想像又是人類思考中很重要的一個部份；想像也是構成智慧基本的東西。人們太過依賴影像，腦力就容易退化。

閱讀是一件很好的事，但現在的人甚至連逛書店都不願意，其實逛書店並不是目的，而是從家裡到書店這個路程中，所看所遇到的，都是生活的經驗，這也是用腳讀地理的一種，但現在的人有了豐富的電腦網路，連出門都不願意。人們對土地的感情就是在小孩子的時候著床的，如果從小就使用網路，這麼一來對土地的認同感就無法著床。當人們問你對故鄉的感情有多少，那是沒有辦法去測量的，但是從你對家鄉的人事物，能夠訴說不完，這就是你對故鄉的感情。我在台北的住家，環境也很好，但我還是喜歡到宜蘭，因為在那裡人們彼此認識，走在路上常會有人跟你打招呼，我覺得那樣的感覺很好、很親切、很踏實、很愉快。

註：
圖一 兒子的大玩偶劇照
圖片來源 http://www.dianying.com/ft/title.php?titleid=ezd1983

圖二 小說放生書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