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經濟正面臨「保一」的苦戰，政治則陷入「民主只剩下選舉」的泥沼。要擺脫這樣的政經雙困境，恐怕只有從政治互動及價值思考等結構性因素去檢討，才有可能找到出路。其中一個值得探討的關鍵，是台灣社會的「減法思維」。

八○年代的蓬勃改革運動寫下了台灣的民主奇蹟，但經過九○年代的燦爛，廿一世紀的台灣民主卻朝向藍綠僵峙、社會分裂的歧路急轉直下。這種「無共識」狀態，從政治領域一直向社會、文化、經濟蔓延，乃至吞沒所有公共政策領域。其結果，不僅導致主政者（無論藍綠）的施政困難，更嚴重的是，把台灣帶向空轉、內耗、停滯而不自覺的境地。

青年失業並非始自今日，台灣薪資成長倒退也有逾十年的歷史，包括台灣產業升級的問題，在廠商大量外移時即是個存在的疑慮。但這些議題，在過去十多年政治對峙的漫天煙硝中，全遭到淹沒。就算這是台灣民主化的代價，時至今日，我們也該開始設法停損，思考反省修補之道，否則台灣的未來將伊於胡底？

所謂「減法思維」，指的是一種以抗衡、杯葛、否定、反對為本質的政治態度。減法哲學若是出於理性，它能扮演的作用就是積極的「制衡」，可避免決策濫權出軌；但若脫離理性，一味強調阻擋，其結果就是使得公共政策動輒碰壁撞牆，即連有利於民的施政亦無法正常推動。台灣近十多年來的政治對立與經濟停滯，恐怕是後者濫用的因素居多。這種思維不僅見諸朝野對立，在行政與立法部門之間亦層出不窮；影響所及，民間的撕裂對立也不遑多讓。

減法思維最大的危險，是它毋需提出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而僅需擺出一個鮮明的「反對姿態」即可，這很容易形成誤導。以教改為例，人們全力要求入學制度的形式平等，卻把如何教導孩子學習和他們的競爭力拋在腦後。以美牛案為例，政治人物口口聲聲要求「零檢出」，假裝科學在此無用武之地，也假裝美台外交毫不重要。以核四為例，民進黨在建與不建之間來回擺盪，卻從不談廢核後的電力供應及價格問題如何解決；近期也有藍委為選舉而主張核四改為天然氣廠，卻不提投入的三千億是否就此付諸流水。再以文林苑之爭為例，人們在關注特殊個案之際，卅多戶同意戶的權益及整個都更制度的未來，似乎未受到等量的對待。

近年因經濟發展困頓，許多民眾都開始懷念當年締造經濟奇蹟的領航者李國鼎、孫運璿、趙耀東等人，懷念他們的遠見與魄力。有人會說，這些財經推手在威權年代從政，因此擁有更大的權力來推動政務，如果他們生在今天的台灣，恐怕也是束手無策。但別忘了一點：這幾位都是工程師出身，而工程師的基本訓練就是在務實面對問題、解決問題，再加上他們自身的歷練和見識，才能造就一番基業。反觀今天的政壇，朝野領導人都是習法出身，多半滿腦子只是零和對抗思維；遇到問題，不是思考解決問題，而是思考如何把問題弄得更難解決，不讓對手陣營得利。在這樣狹隘的杯葛邏輯下，如何產生福國利民的積極思維？又如何能面對問題誠摯解決？

最近社會在檢討軍公教退休俸的沸沸揚揚之際，更值得人們警惕的，其實是民間部門的薪資何以長年止步不前？如果我們不能把低薪資的一方拉上來，而只想把高的一方壓下去，結果只會一路倒向「比低」的後果。就好像教改一路打壓明星學校，其實無助提升下一代競爭力；而夙夜匪懈地盯著不許小店漲價，結果連薪水也漲不動一樣。

台灣要走出今天這種政經同步停滯的局面，必須改變現行的思考模式，從消極的、對抗的「減法思維」，轉向積極的、競合的「加法思維」進化。每次面對問題，只要能多一點「工程師精神」，少一點政客算計，以尋求解決為目的，台灣不必讓那麼多的精力浪費在無謂的對抗上。台灣已經時不我予，再互相消損下去，所有前人留下的傲人資產都會消磨淨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