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大明日揭幕，黨政新舊領導班子將啟動約四個月的交接期，胡溫團隊退場，由習李體制接班。

胡溫體制的歷史標誌是「和平發展」。在過去十年中，中國開始與美國並稱Ｇ２，成為全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以世界工廠兼為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翻了四倍，數億人脫離貧窮線，二○○八年的京奧與二○一○年的上海世博刷新了中國的形象，又相對平順地度過二○○八年全球金融海嘯，再迅速從汶川大地震中復建，又完成神州九號與天宮一號的載人宇航對接，再有遼寧號航空母艦開始服役…；這些紀錄，皆留下了胡溫體制對內及對外「和平發展」的足印。一直到今年八月掀起釣魚台事件，「和平」的氛圍雖已被劍拔弩張所取代，但從美日的因應來看，卻也為這十年來中國的「發展」果實作了鮮明的註腳。因此，實事求是地說，舉世議論大多給了胡溫的十年治理相當正向的評價。

然而，胡溫在政治改革上卻幾乎仍是一張白卷。經濟發展與政治穩定之間存有一個弔詭：一方面經濟發展緩和了政治衝突，但另一方面也積蓄並升高了政治衝突的能量。二○一二年的薄熙來事件正是政治改革大缺口的大暴露，二○一○年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則是從這個大缺口所見到的政治病灶，網路管制的捉襟見肘及全年推估逾十數萬次的「群體性事件」，更是這個大缺口裡猶如火山熔岩奔流飛濺的真實景觀。此外，香港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及「國民教育」的強烈反撲，及二○一七年特首直選的預期；皆不能視為只是香港一地之事，而是提醒中共必須對其專制統治的民主債務應有全面的警覺與清償。在這個火山口上的「和平發展」，經濟績效究竟是降低政治腐敗及衝突的因素，或反而將是累積政治腐敗及衝突的成因，以致最後還能否維持「和諧社會」，這些皆是尚待「民主驗證」的未定之數。

胡溫十年，在兩岸關係上有大突破，但亦有大盲點。二○○五年的連胡會，將兩岸關係帶上「和平發展」的道路，這是扭轉乾坤的一手；但胡溫體制原以簽成《兩岸和平協議》為任內目標卻未完成，則一方面是由於台北馬政府的猶豫，另一方面更因胡溫未能及時作出更進一步的論述調整。因為，若欲簽定《和平協議》，勢須首先建立兩造簽約主體的對等地位；則若無「大屋頂中國」的思維，何以成事？十年來，胡溫體制的兩岸思維，由二○○五年的「和平發展」，至二○○八年三月「布胡熱線」的「一中各表」，又至二○○八年除夕的「胡六點」，再至二○一二年三月「吳胡會」的「現行相關規定（憲法）底線論」，其間確實出現了一種進取且務實的發展思維，惜乎卻止於尚欠臨門一腳的《兩岸和平協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其實，樓上即在「大屋頂中國」之下。

總結胡溫十年，固有「和平發展」的成績，但如薄熙來案所反映者，一方面權貴腐敗已至不可思議的程度，另一方面「重慶模式」也反襯出貧富不均甚至已嚴重到民心希望毛式思維回潮的地步；再加上「烏坎村式」的未爆彈所在皆有，香港的民主訴求也愈來愈具全國性的示範作用；因而，舉目所見，習李體制未來不應再用對待劉曉波、陳光誠的方法來壓制異議，用網路警察去防堵翻牆的網民亦是堵不勝堵，每日各地數百起的「群體性事件」更是防不勝防；習李若欲維持「和平發展」、「和諧社會」的成果，「民主驗證」即是無可迴避的過程。至於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核心思維是在「民主發展」，更是毋庸贅言。

新任總書記習近平的兩項人格烙印最受矚目。一、其父習仲勛因「劉志丹事件」被整肅，習近平則於文革時期在十六歲被下放到延安縣梁家河村。二、習近平在閩浙滬開放先行地區有長達二十餘年的兩岸經驗。因而，其家族經歷會不會使他在政治改革上較具開明思維，其兩岸經驗又會不會使他對民主及主體意識較能領悟省思，皆是可待觀察之處。若謂胡溫創造了「和平發展」的高峰，習李應是站在「民主驗證」的起點。

溫家寶為這十年給習李二人留下了一句話：「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的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就會得而復失。」然而，諷刺的是，溫家寶本人也正陷於嚴峻的清廉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