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作家Nick Hornby在談論「跳舞」這件事情時，寫到了一個很有趣（也悲哀）的觀點：「人總會努力地想抗拒窠臼；看看那些你牆上掛的畫、架上的書和CD，你只看到了一位多采多姿且無法分類的，且在一生中努力抗拒刻板印象的人……如果你是位白人男性──特別是位四十歲以上的白人男性──那你的機運就是可預測地，也可悲地在某方面不足：你舞技差得連顆太妃糖都換不到。事實上，你不僅是無法跳舞而已，而是你一點也不樂意嘗試，除非你喝醉或是快要喝醉了，或是除非你被完全的陌生人包圍了（特別是比你年長或悲慘地比你緊張且四肢僵硬的陌生人們），要不然就是被你最少認識了二十五年以上的人包圍，而他們也同樣地喝醉，或是將要喝醉。我想要表示，在這點上，我也許不像常人那樣；儘管我的年紀、性別認同和國籍（因為我害怕英國國籍在這方面並沒有幫助），我仍然以熱情以及像三歲孩子（以及在那的三歲女孩）一樣地無自我意識地，以及像年輕的巴蘭辛尼可夫（Baryshnikov）一樣的流暢地跳著舞……當然這是不可能的。」

把上述幾個詞彙改掉，則幾乎可以說是「後搖滾」樂迷們的矛盾。那些窠臼所謂，抗拒刻板印象，在人生不停前進的路上擺脫不了迷幻吉他，跑小鼓，浩瀚噪音牆與對於愛團的忠貞（即便那已經不再新鮮），可悲的在其他更不那麼深沉疏離的音樂上顯得不足；對於活蹦亂跳的音樂抱著懷疑的態度（只因為那個好像「不該是」自己的），不樂意嘗試，甚至鄙夷──然後在遇見相同背景的同道中人時，顯現出過度並足以令人尷尬的熱情與緬懷，無意識的，傻呼呼的掏心肺。如果你是一位九零年代前中期開始接觸到所謂post rock團體們的樂迷，這樣的窠臼不但要遺留很久，使自己在音樂上的辨識能力降低得連顆沙士糖都換不到。我們都還希望能從自己身上看見一點優雅的判讀能力，不過這是不可能的──就像余華的小說，你還是得讀；高達的新作，還是得看。尷尬的事情倒也不斷發生：採訪American Analog Set時他們說「我覺得我們做的是流行音樂啊。」；Mum說，「詞彙也沒什麼不好，不過就是詞彙罷了。」；Club 8主唱跟我說，「流行音樂……所謂indie pop也就是部那麼主流的流行音樂，可我們做的其實就是流行音樂，可是說到流行音樂，人家又會想到西城男孩之類的……」

啊這樣，是情何以堪，對於我們這些以為太多態度就是音樂的樂迷來說。

幸虧（又或者說，言說至此，大家已經對我的判讀能力失去信心了……）我們還有一些有機的東西，它們有機可循，未必新奇卻扎實服貼。Audrey算是今年以來聽得最後搖滾卻又不至於讓人聯想起以上尷尬的慘狀；當然做類似音樂的團體並非沒有，也可以說Nina Nastasia或者Cat Power的影子（加上那些鼓點灑落）小鼓跑得好弦樂編得妙的名字們發生在這瑞典團身上，可我還真的覺得這是一張室內樂唱作人的indie pop post rock（瞧，詞彙……）──專輯以非常縝密的製作，彷若疏離感這件事情或民謠到天邊都不是他們所追求的；而多器材的編制也並沒有失去搖滾本質，在搖滾同時也把歌曲旋律寫得很有秩序；原本以為會是一組清新而女聲導引的叮噹合成組合加上電吉他陣陣，事實上卻擲地有聲得多──在主副歌之間替換得沒有多餘，主唱聲音冷冽不濫情，一切都精準的在多聲道位置上朝著同一面向揮灑──而那面向正朝著聽者而來，如室內樂的緊密演出方式，沒有更多態度或者野心，卻熟成得像是已混跡多年的，默契十足的可信任名字。但他們的確是個新團，不管她們說自己做的是什麼音樂，我聽見的「聲響」確實在經歷了一些曾相似的迴響後，直直駐進印象裡。再也不是誰跟誰的交合或者像是誰。當然解釋的空間有許多，但Audrey的專輯正如名字”Visible Forms”一樣，飽滿而可直視，不用再更多隱匿的漂泊感或實驗性，一切清晰如色譜的漸層辯讀，一層層過耳際，經歷過程沒有晦澀或堵塞。

或許值得一提的是，這又是一隊來自高爾登堡的樂隊；瑞典雖為世界重大音樂市場，獨立音樂的範圍卻不那樣大，且總是還主力於斯德哥爾摩，這一兩年來高爾登堡開始有了許多各類型叫人不得不留意的樂團。Audrey不僅音樂上教人留意，她們團員清一色都是女生──所以啦，這不是另一隊Female Fronted或者女聲樂團，她們就是女搖滾團。這樣說或許沙文了些，但我還沒聽過這麼像樣的全女子搖滾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