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06 11:36:19黎小龍
創領未來的新右派：右腦顛覆左腦 （１）
新周刊 vol.236, Sun, 15 Oct, 2006
中國人的雙手總是很忙，腦袋很閒，或者左腦很忙，右腦很閒。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1萬次成功的拷貝也不敵一次真正的創新。左腦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30年，卻是以貧富分化與環境污染為代價；貴為“世界工廠”，欠發達的右腦卻只能讓中國在國際工業鏈上扮演可憐的下家角色；中國設計師建造的房子只能住，不能看；而曾經，我們也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右腦。
右腦曾經被左腦壓迫了數百年。自西方工業文明勃興以來的幾百年中， “科技崇拜”以及“效率至上”這樣一類價值觀令理性精神、分析能力和邏輯思維大行其道，整個世界的大趨勢是“向左轉”。但是當21世紀這個“人的世紀”到來之後，一切將發生根本的變化。
這些轉化體現在：社會形態上，從“需求社會”過渡到“豐裕社會”;生存哲學上，從傳統西方形而上學回歸到東方審美主義，從理性主義回歸到感性主義;生產方式上，從數字化到體驗化，從科技到情感;生活方式上，則從效率到滿足感，從功能到美感，從有用到娛樂，而這些，正是右腦之長。
左腦聚焦于單一答案，右腦延伸為完形感知。左腦注重分類，右腦則注重聯系。左腦捕捉細節，右腦則看到大情景。在一個物質豐富的時代，僅滿足邏輯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經是遠遠不夠了。這個商品還必須美觀、獨特、有意思，符合“審美的需要”。取悅右腦即取悅心靈，體驗經濟即右腦經濟。
20世紀，機器被証明可以代替人的體力，21世紀，許多新技術被証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腦。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正在從以邏輯、線性、類似計算機的能力為基礎的信息時代(Information Age)向概念時代(Conceptual Age)轉變，概念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建立在創造性思維、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礎之上。
藝術從業者，而非機械戰士，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宰。人類科技的發展史就是由這兩種思維所驅使前進的：左腦的工業時代，右腦的後工業時代。
“新右派”宣言
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正在從以邏輯、線性、類似計算機的能力為基礎的信息時代向概念時代轉變，概念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建立在創造性思維、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礎之上。
文/朱坤
丹尼爾‧平克的新書讓人絕望──如果他的預言成真的話，那意味著正在為加冕新“世界工廠”而沾沾自喜的中國不知不覺淪落到世界食物鏈的最底層，我們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左腦們，將會被那些閒庭信步式的右腦們所奴役，做牛做馬，翻不了身。
這不是聳人聽聞──那些編寫代碼的電腦程序員、起草協議的律師、啃數據的MBA們獨領風騷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起碼在美國)，未來將屬于那些擁有不同思維的人(如藝術家、發明家、設計師、建築師、咨詢師)。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正在從以邏輯、線性、類似計算機的能力為基礎的信息時代(Information Age)向概念時代(Conceptual Age)轉變，概念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建立在創造性思維、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礎之上。
這一切正在發生，來勢洶洶。
左腦是只狐狸，右腦是只刺蝟
直到最近，大多數人仍然認為大腦兩個半球不僅分立，而且有主次之分──左半腦是至關重要的一半，是理性的、有分析能力、邏輯能力的，符合人類對大腦的一切期望，決定了人之所以為人，而右腦只起輔助補充作用，它無語言能力，是不平衡的、本能的，是一個自然天生的、已過時退化了的器官。
右腦研究的興起不過是最近20年的事情。但是，這一領域的研究正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世界衛生組織于1995年在全球開展“腦的十年”運動，旨在促進腦科學研究的發展，提高人類的生存質量；美國國會已將“腦研究十年”批准為法律執行；歐盟也制定了“腦研究計劃”；日本、俄羅斯也專門組織人力加強對右腦機能的研究。
右腦日益得到重視：左腦聚焦于單一答案，右腦延伸為完形感知。左腦注重分類，右腦則注重聯系。左腦捕捉細節，右腦則看到大情景。就像古希臘寓言里形容的那樣，左腦是只狐狸，右腦是只刺蝟──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左腦思考方式以前像是司機，而右腦像是乘客。現在情況變了，右腦思考方式突然掌握了方向盤，控制了油門，決定我們將要去哪兒，怎樣去。
已經有極端人士表示要拋棄左腦了，日本教育家七田真說：“左腦記憶是一種劣質記憶，不管記什麼很快就忘記了。右腦記憶則讓人驚嘆，它有“過目不忘”的本事。這兩種記憶之比簡直就是1：1000000，左腦記憶實在沒法和右腦比。”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從上台起，就積極推進了一場“右腦風暴”，而事實証明，他在任期間，美國經濟獲得了近數十年難得一見的強勁增長。
右腦是怎麼顛覆左腦的
回憶小時候吧，我們都曾被教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何為“有用”？成長至今，我們經歷過上千次考試，要麼是選擇題，測試你的邏輯和分析能力，要求你選出校驗過的唯一答案，要麼是問答題，要求你盡量符合標准答案。如果你幸運過關，恭喜你，你將成為所謂的“知識精英”，開始步入白領社會，成為中產階級。
20世紀，機器被証明可以代替人的體力，21世紀，許多新技術証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腦。物質豐富、亞洲崛起、自動化盛行使當代文明已經超越了工業文明時代“效率至上”的價值觀，美感、想象力等體驗式價值越來越得到重視，從左腦向右腦轉化，是大趨勢。
這些轉化體現在：社會形態上，從“需求社會”過渡到“豐裕社會”;生存哲學上，從傳統西方形而上學回歸到東方審美主義，從理性主義回歸到感性主義;生產方式上，從數字化到體驗化，從科技到情感;生活方式上，則從效率到滿足感，從功能到美感，從有用到娛樂，而這些，正是右腦之所長。
那些依靠左腦吃飯的職業岌岌可危了，如果你的工作，電腦可以完成得更快、更好、更便宜，雇主為什麼不去請一台電腦呢？國際象棋天才卡斯帕羅夫腦子每秒鐘可以計算一到三步棋，而一台普通電腦，每秒就計算200到300萬步棋！但，再天才的電腦，也不會作出優美的詩歌、悅耳的音樂與傳世的畫作，它能了解人的需求與欲望嗎？右腦型人才開始被視為社會的稀缺資源加以珍視，在英國，聯合利華雇佣畫家、詩人和漫畫書作家等員工來激勵其他人，一家倫敦北部的足球俱樂部甚至雇有自己的專職詩人。
產品好不好，右腦說了算
的確，左腦使我們致富。但在一個物質豐富的時代，僅滿足邏輯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經是遠遠不夠了。這個商品還必須美觀、獨特、有意思，符合“審美的需要”。就像哥倫比亞大學安德魯德爾班科說的：“當代文化最顯著的特點是對卓越的不懈追求。”在一出暢銷美劇中，小偷破門而入，偷走了男主角家中菲利普‧斯達克設計的電動咖啡壺與幾雙Gucci皮鞋──你看看，那些功能實用但外形簡單的東西甚至能打動小偷的心。
被全球企業領袖公認為21世紀最成功品牌的蘋果iPod，它設計簡約，玩家即使不看說明書也能用一只拇指控制全機，再輔以電腦播放、網上購物等潮流，小小一枚掌中寶，改變了幾十個行業的經營模式，並改變了整個Net Generation(生于1980年以後的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幾乎所有的iPod玩家都承認，iPod外形是打動他們的最重要因素。
外觀設計創新是一個可以源源不斷創造利潤的魔杖。美國工業設計協會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平均工業設計每投入1美元，其銷售收入將增加2500美元；日本日立公司的統計數據則顯示，每增加1000億日元的銷售額，工業設計的作用就占51%，而技術改造的作用僅占12%。以產品設計為核心的創意產業已成為未來國與國之間角力的焦點，英國分析家約翰‧霍金斯估計英國創意產業每年產值約2千億美元，他更估計在今後15年里，這個行業的全球產值將達6.1萬億美元。
蘋果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早就告訴業界，今後IT公司主攻的戰場，不在實驗室，而是在消費者的右腦與左心房；科技產品不應該高高在上，等著顧客卑躬屈膝地來學習，而是該參與到消費者的生活之中，與他們一起激動、幻想和創作。取悅右腦即取悅心靈，體驗經濟即右腦經濟。
中國的右腦都到哪兒去了
曾經，中國人被認為是世界上形象思維最發達的種族。正因為漢語的形象思維等方面的表現力格外突出，有西方人評價其是最接近上帝的語言。傳統西方文字，讀和寫的順序是從左至右，操練的是左腦，傳統漢語則是從右至左，操練的是右腦。當西方人很早就知道人類用“腦”思考，中國人卻一直認為人類用“心”思考。就這樣，西方人善于邏輯思維，因之左腦承受了太多壓力，科技的進步並不能增強人們的幸福程度，甚至有所減少；東方人善于頓悟，右腦總處于高度愉悅狀態，左腦的記憶庫里卻從未進行很好的整理，于是幸福的東方人遭受了西方人槍炮的教訓。
但近代尤其是解放後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並不成熟的形象思維讓位于並不成熟的邏輯思維，培養了一批只會按章行事，缺乏應變能力和創造性的左腦型人才。尤其是“填鴨式”死記硬背的應試教育，不斷強化的是掌握語言、邏輯分析、數字處理的左腦，而負責形象思維的右腦則被閒置，結果學歷越高，右腦能力越下降。
再沒有什麼比高考和標准答案更能扼殺人的創造性了，1998年某省高考作文題是《堅韌──我追求的品格》，上萬名考生以“自幼父母雙亡，獨自一人承擔家庭重任成長至今”的公式化構思開題。知識的獲取本應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但高考和標准答案的存在，只會讓人把所有知識當成完成時，只在乎“標准答案”，學生的思維越來越趨同，想象力卻越來越枯萎。
在一切的標准化之中，教育的標准化最不可饒恕。僅就我們中國而言，1950年代大規模的院系調整，使得在大學的教學體系和學科設置上，人文社會學科被嚴重邊緣化，具有很強人文內涵且給人帶來美感的建築被劃入理工科，難怪有人說中國建築師設計的房子不能看，只能住；高中生文理分班，文科生娘不疼，父不愛；政壇與商業明星更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天下，一代代人重複著左腦教育模式，右腦型的人才被扼殺──當然，這個好像也怪不了誰，自西方工業文明勃興以來幾百年中，整個世界的大趨勢就是這樣。
中國不缺碼洋百萬的暢銷書作家，不缺走上奧斯卡紅地毯的電影巨星，不缺標價千萬的商業藝術家，令人羞愧的是，不僅中國大陸十多億人至今無人獲得諾貝爾獎，近30年來，中國也從未曾誕生真正世界級的大文豪與藝術大師。經濟奇跡証明了中國的左腦們極其成功，中國的右腦們卻令人羞愧。據說，徐冰、譚盾這樣的藝術家多少表現出了超凡、優質的右腦素質，但不幸的是，他們在自己的祖邦並不吃香，原因是他們“太不標准化了”。
中國人的雙手總是很忙，腦袋很閒，或者左腦很忙，右腦很閒。8億件襯衫才能換回一架空客，1萬次成功的拷貝也不敵一次真正的創新。左腦使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了30年，卻是以貧富分化與環境污染為代價；貴為“世界工廠”，欠發達的右腦卻只能讓中國在國際工業鏈上扮演可憐的下家角色；中國設計師建造的房子只能住，不能看；而曾經，我們也擁有世界上最發達的右腦。
右腦曾經被左腦壓迫了數百年。自西方工業文明勃興以來的幾百年中， “科技崇拜”以及“效率至上”這樣一類價值觀令理性精神、分析能力和邏輯思維大行其道，整個世界的大趨勢是“向左轉”。但是當21世紀這個“人的世紀”到來之後，一切將發生根本的變化。
這些轉化體現在：社會形態上，從“需求社會”過渡到“豐裕社會”;生存哲學上，從傳統西方形而上學回歸到東方審美主義，從理性主義回歸到感性主義;生產方式上，從數字化到體驗化，從科技到情感;生活方式上，則從效率到滿足感，從功能到美感，從有用到娛樂，而這些，正是右腦之長。
左腦聚焦于單一答案，右腦延伸為完形感知。左腦注重分類，右腦則注重聯系。左腦捕捉細節，右腦則看到大情景。在一個物質豐富的時代，僅滿足邏輯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經是遠遠不夠了。這個商品還必須美觀、獨特、有意思，符合“審美的需要”。取悅右腦即取悅心靈，體驗經濟即右腦經濟。
20世紀，機器被証明可以代替人的體力，21世紀，許多新技術被証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腦。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正在從以邏輯、線性、類似計算機的能力為基礎的信息時代(Information Age)向概念時代(Conceptual Age)轉變，概念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建立在創造性思維、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礎之上。
藝術從業者，而非機械戰士，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宰。人類科技的發展史就是由這兩種思維所驅使前進的：左腦的工業時代，右腦的後工業時代。
“新右派”宣言
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正在從以邏輯、線性、類似計算機的能力為基礎的信息時代向概念時代轉變，概念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建立在創造性思維、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礎之上。
文/朱坤
丹尼爾‧平克的新書讓人絕望──如果他的預言成真的話，那意味著正在為加冕新“世界工廠”而沾沾自喜的中國不知不覺淪落到世界食物鏈的最底層，我們這些受過良好訓練的左腦們，將會被那些閒庭信步式的右腦們所奴役，做牛做馬，翻不了身。
這不是聳人聽聞──那些編寫代碼的電腦程序員、起草協議的律師、啃數據的MBA們獨領風騷的年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起碼在美國)，未來將屬于那些擁有不同思維的人(如藝術家、發明家、設計師、建築師、咨詢師)。我們的經濟和社會正在從以邏輯、線性、類似計算機的能力為基礎的信息時代(Information Age)向概念時代(Conceptual Age)轉變，概念時代的經濟和社會建立在創造性思維、共情能力和全局能力的基礎之上。
這一切正在發生，來勢洶洶。
左腦是只狐狸，右腦是只刺蝟
直到最近，大多數人仍然認為大腦兩個半球不僅分立，而且有主次之分──左半腦是至關重要的一半，是理性的、有分析能力、邏輯能力的，符合人類對大腦的一切期望，決定了人之所以為人，而右腦只起輔助補充作用，它無語言能力，是不平衡的、本能的，是一個自然天生的、已過時退化了的器官。
右腦研究的興起不過是最近20年的事情。但是，這一領域的研究正以空前的廣度和深度在世界範圍內展開：世界衛生組織于1995年在全球開展“腦的十年”運動，旨在促進腦科學研究的發展，提高人類的生存質量；美國國會已將“腦研究十年”批准為法律執行；歐盟也制定了“腦研究計劃”；日本、俄羅斯也專門組織人力加強對右腦機能的研究。
右腦日益得到重視：左腦聚焦于單一答案，右腦延伸為完形感知。左腦注重分類，右腦則注重聯系。左腦捕捉細節，右腦則看到大情景。就像古希臘寓言里形容的那樣，左腦是只狐狸，右腦是只刺蝟──狐狸知道很多事情，刺蝟只知道一件大事。左腦思考方式以前像是司機，而右腦像是乘客。現在情況變了，右腦思考方式突然掌握了方向盤，控制了油門，決定我們將要去哪兒，怎樣去。
已經有極端人士表示要拋棄左腦了，日本教育家七田真說：“左腦記憶是一種劣質記憶，不管記什麼很快就忘記了。右腦記憶則讓人驚嘆，它有“過目不忘”的本事。這兩種記憶之比簡直就是1：1000000，左腦記憶實在沒法和右腦比。”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從上台起，就積極推進了一場“右腦風暴”，而事實証明，他在任期間，美國經濟獲得了近數十年難得一見的強勁增長。
右腦是怎麼顛覆左腦的
回憶小時候吧，我們都曾被教育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何為“有用”？成長至今，我們經歷過上千次考試，要麼是選擇題，測試你的邏輯和分析能力，要求你選出校驗過的唯一答案，要麼是問答題，要求你盡量符合標准答案。如果你幸運過關，恭喜你，你將成為所謂的“知識精英”，開始步入白領社會，成為中產階級。
20世紀，機器被証明可以代替人的體力，21世紀，許多新技術証明可以替代人的左腦。物質豐富、亞洲崛起、自動化盛行使當代文明已經超越了工業文明時代“效率至上”的價值觀，美感、想象力等體驗式價值越來越得到重視，從左腦向右腦轉化，是大趨勢。
這些轉化體現在：社會形態上，從“需求社會”過渡到“豐裕社會”;生存哲學上，從傳統西方形而上學回歸到東方審美主義，從理性主義回歸到感性主義;生產方式上，從數字化到體驗化，從科技到情感;生活方式上，則從效率到滿足感，從功能到美感，從有用到娛樂，而這些，正是右腦之所長。
那些依靠左腦吃飯的職業岌岌可危了，如果你的工作，電腦可以完成得更快、更好、更便宜，雇主為什麼不去請一台電腦呢？國際象棋天才卡斯帕羅夫腦子每秒鐘可以計算一到三步棋，而一台普通電腦，每秒就計算200到300萬步棋！但，再天才的電腦，也不會作出優美的詩歌、悅耳的音樂與傳世的畫作，它能了解人的需求與欲望嗎？右腦型人才開始被視為社會的稀缺資源加以珍視，在英國，聯合利華雇佣畫家、詩人和漫畫書作家等員工來激勵其他人，一家倫敦北部的足球俱樂部甚至雇有自己的專職詩人。
產品好不好，右腦說了算
的確，左腦使我們致富。但在一個物質豐富的時代，僅滿足邏輯理性和功能上的需要已經是遠遠不夠了。這個商品還必須美觀、獨特、有意思，符合“審美的需要”。就像哥倫比亞大學安德魯德爾班科說的：“當代文化最顯著的特點是對卓越的不懈追求。”在一出暢銷美劇中，小偷破門而入，偷走了男主角家中菲利普‧斯達克設計的電動咖啡壺與幾雙Gucci皮鞋──你看看，那些功能實用但外形簡單的東西甚至能打動小偷的心。
被全球企業領袖公認為21世紀最成功品牌的蘋果iPod，它設計簡約，玩家即使不看說明書也能用一只拇指控制全機，再輔以電腦播放、網上購物等潮流，小小一枚掌中寶，改變了幾十個行業的經營模式，並改變了整個Net Generation(生于1980年以後的年輕人)的生活方式。幾乎所有的iPod玩家都承認，iPod外形是打動他們的最重要因素。
外觀設計創新是一個可以源源不斷創造利潤的魔杖。美國工業設計協會的統計數據表明，美國平均工業設計每投入1美元，其銷售收入將增加2500美元；日本日立公司的統計數據則顯示，每增加1000億日元的銷售額，工業設計的作用就占51%，而技術改造的作用僅占12%。以產品設計為核心的創意產業已成為未來國與國之間角力的焦點，英國分析家約翰‧霍金斯估計英國創意產業每年產值約2千億美元，他更估計在今後15年里，這個行業的全球產值將達6.1萬億美元。
蘋果創始人史蒂夫‧喬布斯早就告訴業界，今後IT公司主攻的戰場，不在實驗室，而是在消費者的右腦與左心房；科技產品不應該高高在上，等著顧客卑躬屈膝地來學習，而是該參與到消費者的生活之中，與他們一起激動、幻想和創作。取悅右腦即取悅心靈，體驗經濟即右腦經濟。
中國的右腦都到哪兒去了
曾經，中國人被認為是世界上形象思維最發達的種族。正因為漢語的形象思維等方面的表現力格外突出，有西方人評價其是最接近上帝的語言。傳統西方文字，讀和寫的順序是從左至右，操練的是左腦，傳統漢語則是從右至左，操練的是右腦。當西方人很早就知道人類用“腦”思考，中國人卻一直認為人類用“心”思考。就這樣，西方人善于邏輯思維，因之左腦承受了太多壓力，科技的進步並不能增強人們的幸福程度，甚至有所減少；東方人善于頓悟，右腦總處于高度愉悅狀態，左腦的記憶庫里卻從未進行很好的整理，于是幸福的東方人遭受了西方人槍炮的教訓。
但近代尤其是解放後中國的教育體制改革，並不成熟的形象思維讓位于並不成熟的邏輯思維，培養了一批只會按章行事，缺乏應變能力和創造性的左腦型人才。尤其是“填鴨式”死記硬背的應試教育，不斷強化的是掌握語言、邏輯分析、數字處理的左腦，而負責形象思維的右腦則被閒置，結果學歷越高，右腦能力越下降。
再沒有什麼比高考和標准答案更能扼殺人的創造性了，1998年某省高考作文題是《堅韌──我追求的品格》，上萬名考生以“自幼父母雙亡，獨自一人承擔家庭重任成長至今”的公式化構思開題。知識的獲取本應是“進行時”，而非“完成時”，但高考和標准答案的存在，只會讓人把所有知識當成完成時，只在乎“標准答案”，學生的思維越來越趨同，想象力卻越來越枯萎。
在一切的標准化之中，教育的標准化最不可饒恕。僅就我們中國而言，1950年代大規模的院系調整，使得在大學的教學體系和學科設置上，人文社會學科被嚴重邊緣化，具有很強人文內涵且給人帶來美感的建築被劃入理工科，難怪有人說中國建築師設計的房子不能看，只能住；高中生文理分班，文科生娘不疼，父不愛；政壇與商業明星更是清一色的理工科天下，一代代人重複著左腦教育模式，右腦型的人才被扼殺──當然，這個好像也怪不了誰，自西方工業文明勃興以來幾百年中，整個世界的大趨勢就是這樣。
中國不缺碼洋百萬的暢銷書作家，不缺走上奧斯卡紅地毯的電影巨星，不缺標價千萬的商業藝術家，令人羞愧的是，不僅中國大陸十多億人至今無人獲得諾貝爾獎，近30年來，中國也從未曾誕生真正世界級的大文豪與藝術大師。經濟奇跡証明了中國的左腦們極其成功，中國的右腦們卻令人羞愧。據說，徐冰、譚盾這樣的藝術家多少表現出了超凡、優質的右腦素質，但不幸的是，他們在自己的祖邦並不吃香，原因是他們“太不標准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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