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5-06 11:39:20黎小龍
創領未來的新右派：右腦顛覆左腦(2)
新周刊 vol.236, Sun, 15 Oct, 2006
專訪《全新思維》作者丹尼爾‧平克:右腦人的崛起
在丹尼爾‧平克看來，蘋果電腦的史蒂夫‧喬布斯、通用汽車的羅伯特‧魯茲，還有百度的李彥宏都是右腦先鋒。
採訪/譚山山 圖/由被訪者提供
丹尼爾‧平克(Daniel H. Pink)，著名的趨勢專家，現為自由
職業者。在成為自由職業者之前，他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
1995年至1997年給美國副總統奎爾擔當講稿主筆，還曾任《連線》(Wired)雜志編輯。他的第二本著作《全新思維》(A Whole New Mind)提出未來需要的是更感性、更富創意的右腦人而不是理性的左腦人，被多家財經媒體評為2005年最好的商業書籍之一。
關于右腦人及右腦思維──特別推薦李彥宏
《新周刊》:是什麼促使你寫《全新思維》這本書？
平克:在我寫第一本書《自由工作者國度》(Free Agent Nation)的時候，注意到我的一些被訪者，盡管他們是律師、管理顧問，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就像藝術家那樣時尚。我去過印度，因此比其他人更早關注外包現象，在寫作和思考的過程中，我又進一步發現，我所遇到的一些商業奇才同樣有著藝術背景。這促使我去作研究、搜集資料，做更多的採訪，並在2004年開始寫《全新思維》這本書。我寫這本書，不僅僅試圖解釋這一戲劇性轉變，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幫助個人和機構開發基于“六感”(即設計感、故事感、交響能力、共情能力、娛樂感、探尋意義)的右腦思維能力，這一點在這個時代至關重要。
《新周刊》:這“六感”是不是像你在書中所說，可以通過訓練獲得？
平克:這幾種能力都是人類的基本能力。只是，對于很多習慣左腦思維的人來說(包括我在內，我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左腦人)，藝術感和美感在信息時代已經退化了。因此我在書中針對這“六感”分別給出貼士，即便是最極端的左腦人也可以通過它們開發這幾項基本能力。
《新周刊》:請舉出一些典型的右腦人。
平克:這樣的商界人物很多。羅伯特‧魯茲(Robert Lutz)，試圖改變通用汽車的人物之一，他說通用是一個“藝術和娛樂公司”，這是一個右腦先鋒。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蘋果電腦的CEO，典型的右腦人，蘋果在他帶領下的變化有目共睹。我要特別推薦的是百度的李彥宏，我覺得他也是傑出的右腦人──他的交響能力尤其出色。
關于中國──探尋意義是我們跟中國人學的
《新周刊》:你對今天的中國有了解嗎？
平克:中國在過去幾年的飛躍發展，和在亞洲地區同步發生的進展一起構成驅動我們所有人從信息時代進入概念時代的亞洲因素，也就是我提出的三大推動力之一(3A)。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地區，一個龐大的、且日益壯大的有著良好教育背景、有才幹、工作努力的階層崛起了，他們勝任那些邏輯性的、線性的左腦思維工作。此外，不可忽視的是，很多中國新經濟和商業人士正在進入概念時代，他們同樣需要開發右腦思維。
《新周刊》:東方思維以感性、體悟為特征，也就是你說的“高感性”。那我們可以說東方人是天生的右腦人嗎？既然右腦人在未來將更有優勢，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會不會有更多機遇？
平克: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所提出的“六感”是人類的基本能力。沒有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當然不是美國──可以壟斷這些能力。應該說，右腦思維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悠久的傳統，在今天這種思維能力將被証明非常有效。
《新周刊》:可以為中國的企業給出一些建議嗎？它們是不是也應該設立首席創意官，或者請美學家、人類學家、文學家來參與企業決策？
平克:這都是好主意。現在，每個企業都在卷入設計經濟，所以中國企業確實需要雇用設計師、藝術家還有詩人。對企業來說，需要運用故事感來闡釋本公司和產品。共情能力是溝通的關鍵，因此任何一個中國企業不僅對內對外都需要這種能力。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快樂和游戲的心態會帶來更有效率、更富創意的工作氛圍。所以中國企業應該明確支持員工愛玩，會玩。交響能力，也就是出色的整合能力，擁有這種能力的人才是任何機構都需要的。至于探尋意義這一點，我想我不需要提醒中國的企業家，因為我們正是跟你們中國人學的。
關于創意──僅僅存在腦子里的創意沒有意義
《新周刊》:會有人把你的《全新思維》和弗羅里達的《創意階層的崛起》(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作比較嗎？在某種程度上，你們談論的都是“創意”這個關鍵詞。
平克:我是弗羅里達教授那本書的粉絲，但我們這兩本書有很大的不同。弗羅里達教授探討的是區域經濟的崛起，我的書則是關于職場的思維方式革命以及個人和機構如何在這個新時代制勝。當然，我願意設想這樣一種情形：那些看過《創意階層的崛起》的市長們會把我這本《全新思維》給他們的孩子看，幫助他們為新世界做好准備。
《新周刊》:你本人呢，你是更多地在“執行”，還是“創意”？
平克:和很多人一樣，兩者我都會進行。但我是一個作家，我喜歡思考，因此在這個時候，我更多地在進行“創意”。當然執行也非常重要，僅僅存在于腦子中的創意可以說沒有多大意義。
左腦的歧路
傳統教育理念一直都是“寧左毋右”，工業時代的法則也是標准化，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越來越遠離創造性和想象力。
文/陳漠
左腦是怎樣讓我們感到不愉快的？因為左腦幾乎就代表著理性、邏輯、規則、體制化、標准化和大批量生產，它在工業時代給人類帶來了集體主義的效率，但在眼下這個時代里卻在和電子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它讓我們放棄跳躍的思維和奇幻的想象力，讓我們的生活變成模塊，讓我們不愉快。
對習慣的清算
對于中國人來說，好些人在小時候都有過因為左手拿筷子而被父母用筷子劈頭的經歷。左手是不能拿筷子的，所有的父母都這麼說。為什麼？因為禮儀？因為“披發左衽”而被視為野蠻人？或者因為智力？
雖然早在1950年代，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羅傑‧斯佩里(Roger Sperry)教授就劃時代地指出，右腦不遜于左腦，它實際上是高級的思考方式，但人們還是普遍認為左手拿筷子是不好的行為，小孩子必須要學會熟練使用右手。熟練使用右手，因而鍛煉了左腦，左腦是理性的、邏輯的、規則的。
為什麼左手不能拿筷子──因為它不合規矩，為什麼不合規矩──這不需要問為什麼。正是理性的、邏輯的、規則的思維，規定了使用左手是不合規矩的，使之成為一種“天然法則”──我們的習慣就是這樣規定我們的思維。
我們再來看看，習慣是如何拒絕非常規思維的進入的。
丹尼爾‧平克的“六感”理論把娛樂感列為其中之一，而孟買的買丹‧卡塔瑞爾醫生則因其致力于用歡笑來治愈病人而被平克認為是娛樂感最優秀的例子。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卡塔瑞爾醫生創建了這項“歡笑瑜伽”之後的一小段自述：“如果我不是一名醫生，人們可能會嘲笑我。”
為什麼？設想一下，當我們面對一個人，他問我們“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在歡笑俱樂部里開懷大笑”，並許諾這對健康有好處，我們腦海里──准確地說，是左腦海里──立刻排列出這樣的等式：一個古怪的動議+並非醫生等專業人士的動議提出者=瘋子的舉動。
很顯然，我們習慣讓我們深刻理解這樣的邏輯推理，因此拒絕了一切看上去不合理的思維。這種思維機制讓我們抵制了明顯錯誤的同時，也放棄了可能有益的反傳統嘗試。
有一個冷笑話是這樣的：“一只番薯走著走著，然後，它就跌倒了。”講完了，就這樣，好笑嗎？可有的人真的會笑到暈死過去。為什麼我們不能理解冷笑話？因為左腦讓我們習慣了笑話必須要有起承轉合的邏輯，要有包袱。我不知道右腦是怎麼定義笑話的，但毫無疑問，它對笑話有不同的看法。
沒有右腦思維，你連笑話都要少聽一半。
對教育的清算
在中國的教育和考試制度里，機讀卡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不僅為了機器的方便而制造出考生的不方便，更可惡的是，讓一種機械的思維成為理所當然。
這種思維的定式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有著唯一正確的答案，甚至唯一正確的表述方式！把唯一正確和錯誤混在一起，考生只需要選出來就可以証明自己了。所以，考生的能力由那些石墨方塊的排列方式所表達，而不需要表述自己。由此又催生了一門新技術，如何正確使用2B鉛筆和填機讀卡。
如果再發展一下，教育的過濾制度可以用電子的與非門來解決，這就是我們要用四個選項的選擇題來決定我們一生的最後結果。這當然是左腦樂于看到的，這是它最擅長的。我們培養的是知識掌握者，而不是創意制造者，這就也是很多人對想象力匱乏的教育制成品怨氣衝天的原因。
然而，十年來，美國的藝術設計師增長了10倍，與化學工程師的增長比例是4：1。從1970年起，美國靠寫作為生的人增加了30%，靠作詞譜曲和演奏為生的人增加了50%。比起律師、會計師和審計師職業，更多的美國人從事藝術、文娛和設計工作。這是丹尼爾‧平克給我們透露的信息，他試圖告訴我們：藝術從業者，而非機械戰士，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宰。
但所謂“MBA讓位給MFA(藝術碩士)”的趨勢在我國的教育體系里並不明顯。我們最大的創意，就是新概念作文比賽，而這個比賽也變成了生產機器。它最終帶來的並不是創意的普遍化，卻可悲地變成文壇登龍術，成為一種技巧──如何在比賽中做出讓評委們喜歡的“創新”動作。
這和我國歷史悠久的教育傳統一脈相承。歷來，東方乃至中國的教育制度就以培養文學官僚而非技術官僚著稱，這一美學化的教育辦法讓詩人和倫理學者成為管理階層、讓概念化和人際手法成為管理要義，而非西方社會所奉行的數字管理。而事實上，想象力為王只是這個體制的幌子，在外面還扣上一層“唯一正確”的殭硬外殼。
用2B鉛筆在卡片上認真地塗小黑團的考生，和奮筆疾書六藝的儒生，在培養的方式上並沒有太大區別──他們都是用左腦記住大量知識，然後用唯一正確的答案表達出來的存儲器。
對效率的清算
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地用盡左腦？因為我們要追求效率，效率是一切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力。
福特主義為了表達對效率的追求，甚至到了操作工人微笑都屬違規之列──“這會使生產線速度減慢半分鐘”。這種昔日被封為聖經的效率極端主義到如今的電子操控時代就變得非常可疑，因為，即使再壓榨人的效率直到把他們變成機器，也不會比機器更有效率。
卡斯帕羅夫的失敗已經証明了人類在有關效率的計算上不會超過電腦，他每秒鐘可以計算3步棋，可是“深藍”可以計算300萬步棋。總有一天，人們會不再去和電腦下棋，連和任何一個電子表下棋的興趣都沒有。在工業時代，機器已經証明了它可以比人的肢體更有效率；在後工業時代，電子技術則証明了它可以比人的頭腦更有效率，至少是大部分頭腦功能。有趣的是，這正好是左腦的部分。
福特主義至此可以下台，登場的是Google憲法。
我不知道怎麼界定Google所帶來的企業文化。這種隨意性、娛樂性的工作文化號召大家以玩的心態來從事工作，他們從不怕員工在台球室和茶水間里浪費掉效率。在他們看來，重視娛樂感和正確地浪費時間正是一種有效率的體現。巧的是，這也正好是右腦的地盤：創造性和游戲精神。
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定義一下效率。
對商業的清算
為什麼我們擁有編制詳盡、複雜說明書的能力，卻沒擁有將功能簡化到不需要操作教程的能力？
有太多的人對產品說明書感到乏味，寧願選擇自己去探索產品功能，因為右腦已經厭煩了左腦所主導的具象思維時代。隨著電子產品的日趨智能化、傻瓜化，隨著可視化圖形界面的大量使用，拋棄說明書的抽象思維時代走向使用者自我體驗的天地。自我摸索、自我體驗取代了模式操作的呆板性，帶來更多的使用驚喜，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舉動。人類科技的發展史就是由這兩種思維所驅使前進的：左腦的工業時代，右腦的後工業時代。
在商業的算計中，我們正在看到右腦對左腦的反制。
產品的使用價值是左腦的，但附加值和設計感是右腦的；大型購物超市和工業制成品是左腦的，但個人商鋪和手工制品是右腦的；二八法則是左腦的，但長尾理論是右腦的；BBS是左腦的，但Blog是右腦的；把Blog寫成論文是左腦的，在Blog上夢囈是右腦的；Hi-Fi是左腦的，但Low-Fi是右腦的。
專訪《全新思維》作者丹尼爾‧平克:右腦人的崛起
在丹尼爾‧平克看來，蘋果電腦的史蒂夫‧喬布斯、通用汽車的羅伯特‧魯茲，還有百度的李彥宏都是右腦先鋒。
採訪/譚山山 圖/由被訪者提供
丹尼爾‧平克(Daniel H. Pink)，著名的趨勢專家，現為自由
職業者。在成為自由職業者之前，他的最後一份工作是在
1995年至1997年給美國副總統奎爾擔當講稿主筆，還曾任《連線》(Wired)雜志編輯。他的第二本著作《全新思維》(A Whole New Mind)提出未來需要的是更感性、更富創意的右腦人而不是理性的左腦人，被多家財經媒體評為2005年最好的商業書籍之一。
關于右腦人及右腦思維──特別推薦李彥宏
《新周刊》:是什麼促使你寫《全新思維》這本書？
平克:在我寫第一本書《自由工作者國度》(Free Agent Nation)的時候，注意到我的一些被訪者，盡管他們是律師、管理顧問，但他們的生活方式就像藝術家那樣時尚。我去過印度，因此比其他人更早關注外包現象，在寫作和思考的過程中，我又進一步發現，我所遇到的一些商業奇才同樣有著藝術背景。這促使我去作研究、搜集資料，做更多的採訪，並在2004年開始寫《全新思維》這本書。我寫這本書，不僅僅試圖解釋這一戲劇性轉變，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幫助個人和機構開發基于“六感”(即設計感、故事感、交響能力、共情能力、娛樂感、探尋意義)的右腦思維能力，這一點在這個時代至關重要。
《新周刊》:這“六感”是不是像你在書中所說，可以通過訓練獲得？
平克:這幾種能力都是人類的基本能力。只是，對于很多習慣左腦思維的人來說(包括我在內，我就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左腦人)，藝術感和美感在信息時代已經退化了。因此我在書中針對這“六感”分別給出貼士，即便是最極端的左腦人也可以通過它們開發這幾項基本能力。
《新周刊》:請舉出一些典型的右腦人。
平克:這樣的商界人物很多。羅伯特‧魯茲(Robert Lutz)，試圖改變通用汽車的人物之一，他說通用是一個“藝術和娛樂公司”，這是一個右腦先鋒。史蒂夫‧喬布斯(Steve Jobs)，蘋果電腦的CEO，典型的右腦人，蘋果在他帶領下的變化有目共睹。我要特別推薦的是百度的李彥宏，我覺得他也是傑出的右腦人──他的交響能力尤其出色。
關于中國──探尋意義是我們跟中國人學的
《新周刊》:你對今天的中國有了解嗎？
平克:中國在過去幾年的飛躍發展，和在亞洲地區同步發生的進展一起構成驅動我們所有人從信息時代進入概念時代的亞洲因素，也就是我提出的三大推動力之一(3A)。在中國和其他亞洲地區，一個龐大的、且日益壯大的有著良好教育背景、有才幹、工作努力的階層崛起了，他們勝任那些邏輯性的、線性的左腦思維工作。此外，不可忽視的是，很多中國新經濟和商業人士正在進入概念時代，他們同樣需要開發右腦思維。
《新周刊》:東方思維以感性、體悟為特征，也就是你說的“高感性”。那我們可以說東方人是天生的右腦人嗎？既然右腦人在未來將更有優勢，東方人，尤其是中國人會不會有更多機遇？
平克:需要強調的一點是，我所提出的“六感”是人類的基本能力。沒有哪一個國家或民族──當然不是美國──可以壟斷這些能力。應該說，右腦思維在亞洲，尤其是在中國文化中有著悠久的傳統，在今天這種思維能力將被証明非常有效。
《新周刊》:可以為中國的企業給出一些建議嗎？它們是不是也應該設立首席創意官，或者請美學家、人類學家、文學家來參與企業決策？
平克:這都是好主意。現在，每個企業都在卷入設計經濟，所以中國企業確實需要雇用設計師、藝術家還有詩人。對企業來說，需要運用故事感來闡釋本公司和產品。共情能力是溝通的關鍵，因此任何一個中國企業不僅對內對外都需要這種能力。現在我們已經知道，快樂和游戲的心態會帶來更有效率、更富創意的工作氛圍。所以中國企業應該明確支持員工愛玩，會玩。交響能力，也就是出色的整合能力，擁有這種能力的人才是任何機構都需要的。至于探尋意義這一點，我想我不需要提醒中國的企業家，因為我們正是跟你們中國人學的。
關于創意──僅僅存在腦子里的創意沒有意義
《新周刊》:會有人把你的《全新思維》和弗羅里達的《創意階層的崛起》(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作比較嗎？在某種程度上，你們談論的都是“創意”這個關鍵詞。
平克:我是弗羅里達教授那本書的粉絲，但我們這兩本書有很大的不同。弗羅里達教授探討的是區域經濟的崛起，我的書則是關于職場的思維方式革命以及個人和機構如何在這個新時代制勝。當然，我願意設想這樣一種情形：那些看過《創意階層的崛起》的市長們會把我這本《全新思維》給他們的孩子看，幫助他們為新世界做好准備。
《新周刊》:你本人呢，你是更多地在“執行”，還是“創意”？
平克:和很多人一樣，兩者我都會進行。但我是一個作家，我喜歡思考，因此在這個時候，我更多地在進行“創意”。當然執行也非常重要，僅僅存在于腦子中的創意可以說沒有多大意義。
左腦的歧路
傳統教育理念一直都是“寧左毋右”，工業時代的法則也是標准化，我們在很大程度上越來越遠離創造性和想象力。
文/陳漠
左腦是怎樣讓我們感到不愉快的？因為左腦幾乎就代表著理性、邏輯、規則、體制化、標准化和大批量生產，它在工業時代給人類帶來了集體主義的效率，但在眼下這個時代里卻在和電子的較量中敗下陣來。它讓我們放棄跳躍的思維和奇幻的想象力，讓我們的生活變成模塊，讓我們不愉快。
對習慣的清算
對于中國人來說，好些人在小時候都有過因為左手拿筷子而被父母用筷子劈頭的經歷。左手是不能拿筷子的，所有的父母都這麼說。為什麼？因為禮儀？因為“披發左衽”而被視為野蠻人？或者因為智力？
雖然早在1950年代，獲得諾貝爾醫學獎的羅傑‧斯佩里(Roger Sperry)教授就劃時代地指出，右腦不遜于左腦，它實際上是高級的思考方式，但人們還是普遍認為左手拿筷子是不好的行為，小孩子必須要學會熟練使用右手。熟練使用右手，因而鍛煉了左腦，左腦是理性的、邏輯的、規則的。
為什麼左手不能拿筷子──因為它不合規矩，為什麼不合規矩──這不需要問為什麼。正是理性的、邏輯的、規則的思維，規定了使用左手是不合規矩的，使之成為一種“天然法則”──我們的習慣就是這樣規定我們的思維。
我們再來看看，習慣是如何拒絕非常規思維的進入的。
丹尼爾‧平克的“六感”理論把娛樂感列為其中之一，而孟買的買丹‧卡塔瑞爾醫生則因其致力于用歡笑來治愈病人而被平克認為是娛樂感最優秀的例子。讓我感到有趣的是卡塔瑞爾醫生創建了這項“歡笑瑜伽”之後的一小段自述：“如果我不是一名醫生，人們可能會嘲笑我。”
為什麼？設想一下，當我們面對一個人，他問我們“是否願意和我一起在歡笑俱樂部里開懷大笑”，並許諾這對健康有好處，我們腦海里──准確地說，是左腦海里──立刻排列出這樣的等式：一個古怪的動議+並非醫生等專業人士的動議提出者=瘋子的舉動。
很顯然，我們習慣讓我們深刻理解這樣的邏輯推理，因此拒絕了一切看上去不合理的思維。這種思維機制讓我們抵制了明顯錯誤的同時，也放棄了可能有益的反傳統嘗試。
有一個冷笑話是這樣的：“一只番薯走著走著，然後，它就跌倒了。”講完了，就這樣，好笑嗎？可有的人真的會笑到暈死過去。為什麼我們不能理解冷笑話？因為左腦讓我們習慣了笑話必須要有起承轉合的邏輯，要有包袱。我不知道右腦是怎麼定義笑話的，但毫無疑問，它對笑話有不同的看法。
沒有右腦思維，你連笑話都要少聽一半。
對教育的清算
在中國的教育和考試制度里，機讀卡是一項偉大的發明，它不僅為了機器的方便而制造出考生的不方便，更可惡的是，讓一種機械的思維成為理所當然。
這種思維的定式就是，世界上所有的問題都有著唯一正確的答案，甚至唯一正確的表述方式！把唯一正確和錯誤混在一起，考生只需要選出來就可以証明自己了。所以，考生的能力由那些石墨方塊的排列方式所表達，而不需要表述自己。由此又催生了一門新技術，如何正確使用2B鉛筆和填機讀卡。
如果再發展一下，教育的過濾制度可以用電子的與非門來解決，這就是我們要用四個選項的選擇題來決定我們一生的最後結果。這當然是左腦樂于看到的，這是它最擅長的。我們培養的是知識掌握者，而不是創意制造者，這就也是很多人對想象力匱乏的教育制成品怨氣衝天的原因。
然而，十年來，美國的藝術設計師增長了10倍，與化學工程師的增長比例是4：1。從1970年起，美國靠寫作為生的人增加了30%，靠作詞譜曲和演奏為生的人增加了50%。比起律師、會計師和審計師職業，更多的美國人從事藝術、文娛和設計工作。這是丹尼爾‧平克給我們透露的信息，他試圖告訴我們：藝術從業者，而非機械戰士，正在成為我們這個時代的主宰。
但所謂“MBA讓位給MFA(藝術碩士)”的趨勢在我國的教育體系里並不明顯。我們最大的創意，就是新概念作文比賽，而這個比賽也變成了生產機器。它最終帶來的並不是創意的普遍化，卻可悲地變成文壇登龍術，成為一種技巧──如何在比賽中做出讓評委們喜歡的“創新”動作。
這和我國歷史悠久的教育傳統一脈相承。歷來，東方乃至中國的教育制度就以培養文學官僚而非技術官僚著稱，這一美學化的教育辦法讓詩人和倫理學者成為管理階層、讓概念化和人際手法成為管理要義，而非西方社會所奉行的數字管理。而事實上，想象力為王只是這個體制的幌子，在外面還扣上一層“唯一正確”的殭硬外殼。
用2B鉛筆在卡片上認真地塗小黑團的考生，和奮筆疾書六藝的儒生，在培養的方式上並沒有太大區別──他們都是用左腦記住大量知識，然後用唯一正確的答案表達出來的存儲器。
對效率的清算
為什麼我們要如此地用盡左腦？因為我們要追求效率，效率是一切工業化的核心驅動力。
福特主義為了表達對效率的追求，甚至到了操作工人微笑都屬違規之列──“這會使生產線速度減慢半分鐘”。這種昔日被封為聖經的效率極端主義到如今的電子操控時代就變得非常可疑，因為，即使再壓榨人的效率直到把他們變成機器，也不會比機器更有效率。
卡斯帕羅夫的失敗已經証明了人類在有關效率的計算上不會超過電腦，他每秒鐘可以計算3步棋，可是“深藍”可以計算300萬步棋。總有一天，人們會不再去和電腦下棋，連和任何一個電子表下棋的興趣都沒有。在工業時代，機器已經証明了它可以比人的肢體更有效率；在後工業時代，電子技術則証明了它可以比人的頭腦更有效率，至少是大部分頭腦功能。有趣的是，這正好是左腦的部分。
福特主義至此可以下台，登場的是Google憲法。
我不知道怎麼界定Google所帶來的企業文化。這種隨意性、娛樂性的工作文化號召大家以玩的心態來從事工作，他們從不怕員工在台球室和茶水間里浪費掉效率。在他們看來，重視娛樂感和正確地浪費時間正是一種有效率的體現。巧的是，這也正好是右腦的地盤：創造性和游戲精神。
或許，我們應該重新定義一下效率。
對商業的清算
為什麼我們擁有編制詳盡、複雜說明書的能力，卻沒擁有將功能簡化到不需要操作教程的能力？
有太多的人對產品說明書感到乏味，寧願選擇自己去探索產品功能，因為右腦已經厭煩了左腦所主導的具象思維時代。隨著電子產品的日趨智能化、傻瓜化，隨著可視化圖形界面的大量使用，拋棄說明書的抽象思維時代走向使用者自我體驗的天地。自我摸索、自我體驗取代了模式操作的呆板性，帶來更多的使用驚喜，某種意義上說是一種創造性的舉動。人類科技的發展史就是由這兩種思維所驅使前進的：左腦的工業時代，右腦的後工業時代。
在商業的算計中，我們正在看到右腦對左腦的反制。
產品的使用價值是左腦的，但附加值和設計感是右腦的；大型購物超市和工業制成品是左腦的，但個人商鋪和手工制品是右腦的；二八法則是左腦的，但長尾理論是右腦的；BBS是左腦的，但Blog是右腦的；把Blog寫成論文是左腦的，在Blog上夢囈是右腦的；Hi-Fi是左腦的，但Low-Fi是右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