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上一趟民主啟蒙，很快把民主的尋求轉化成為「反國民黨」，如此的針對性短時間來說原無可厚非，它可讓誰都聽得懂，清晰了目標；也可叫喚出情感（某種有經驗基礎的仇恨感），強化了動員能量，然而，時日一久，它遂也不得不讓堂堂正正的民主思維轉變為陰暗的馬基維里式權謀鬥爭，知識份子讓位給或改變自己成為單純的政客（不改變就走開），更可惜的是，把公民貶值成為群眾，不必再措意於公民意識養成這個重要的社會工程，甚至得去阻止它破壞它，好讓人民停留在不思不想的群眾身分，人不再是一個一個獨立自主的個體，而是三萬五萬十萬的抽象數字，方便於糾集並行動──這趟高度特殊的民主之路，今日社會普遍以「喪失了理想」來結論它，所謂的理想，其實主要指的便是真正民主啟蒙的普遍內容。

　　於是，我們的民主現狀便是呈現著某種吊詭：一是國民黨倒台了，民主完成了；另一則是國民黨仍存在，因此凶狠些比方說「消滅外來政權殘餘勢力」，有學問些則比方說「寧靜革命尚未完成」──前者是說不必再做事了，可放心奪權取利；後者則是某種不斷革命式的革命思維，也就是說為了打倒敵人，什麼都可以做而且該無所不用其極的做。但兩種心理殊途同歸的縱容了人類民主的背反言行。

　　另一個特殊化則是對民主傳統、經驗和思維成果的拒斥，以諸如「國情不同」之類的理由讓這趟民主之路唯一化甚至唯我化，這麼做原因很簡單，為的是擺脫人類普遍經驗和有效思維成果的羈絆──民主固然沒有一個單一清晰的面貌，但民主仍有某些「基本要件」不可破壞、某些原則不容侵犯、某些慣例要求依循、某些已充分實證會帶來災難的事千萬不可貿然嘗試云云，這些都節制並規正著人為非欲為的自由。我們這趟民主之路，在主導的民進黨茁長到足以獲取政權的時刻（大約在九○年代修憲時），便試圖擺脫以換取宏大的行動自由，這或許在現實的權力角力場上取得效益，但如此的「思維鎖國」、以民族激情替換民主的理性思維，卻讓整個台灣社會付出沉重的代價，其中最致命的事從此瀰漫不去的民粹或反智和虛無，戛然封閉了民主再往前走的一切可能。

　　●回到人類普遍的民主經驗之中

　　本來，台灣作為一個趕進度的後期民主建構國家，自有其先天的劣勢和優勢──劣勢是時間的必然壓縮和賽跑，我們得在廿年卅年內做人家兩百年三百年做的事，其間當然不免疏漏有所省略，得日後靠「補修學分」來填補隙縫；優勢則在於我們不必傻傻重演人家一樣一樣的錯誤嘗試，既縮短建構的時間，還可避開民主建構路上的歧路和陷阱。

　　很可惜的是，我們承受了後期民主國家的劣勢，卻拒絕了原本應該一併而來的優勢，遂讓民主走成今天這個鬼樣子，也讓很多事情得重新來過。

　　一次新的民主運動，一次踏實的、不被滿眼政治權力的政客所綁架的民主再啟蒙。

　　唯一的好消息是，優勢的部分只是被我們遺棄，並未消失，也永遠不會消失，它以一份一份文獻，一頁一頁歷史，或更直接來說一本一本書冊的形態被存留下來，就在圖書館裡，在書店之中，或在每個人家書架上伸手可及之處。

　　當我們把台灣的民主建構正確置放在人類的普遍民主經驗之中，我們很容易發現，我們的經歷並不那麼特殊，我們很多看似不可解的疑問，原來都是別人已問過、經歷過並試圖解決過的，甚至我們的錯誤和招致的災難，也一樣都有人犯過、忍受過並深刻反省調整過，或者已有很妥善的答案，或者有很可行的建議，或者有很具意義的方向指引，小說家萊辛說：「人的成長便是不斷發現自身獨一無二的經驗，原來是人類普遍經驗的此一過程。」這段話，完全適用於成長的台灣民主。

　　更重要的是，民主是個不斷實踐修護和深化的過程，是一直得走下去的路，不管你樂不樂意，我們不通過主動學習來教會自己，便只有讓災難來逼迫我們學習，學而知之，總是比困而知之代價小，2004年大選不就痛苦的揭示這個道理嗎？

　　時間很急，急到很多人不願想超過兩個月以後的事，但人類民主實踐的普遍經驗告訴我們，時間還是夠的，非夠不可，歷史有極嚴酷無情的那一面，但它也有寬容的一面，它永遠給了保留了迴身的餘地。

　　只要我們不無限期的透支它，只要我們肯做正確的事，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