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07-16 09:23:26歐頭
浪漫樂派二十世紀的最後掌門人--理查‧史特勞斯（下）
(圖片，理查史特勞斯與他的妻子，Naxos提供。)儘管被稱為傑作，也替理查‧史特勞斯跟雨果‧封‧霍夫曼斯塔爾賺了一筆大錢！知名度最高的第五部歌劇《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仍然引起樂壇不小的論戰！論戰的重點在於《玫瑰騎士》音樂雖然優美動人，但是樂評家卻認為作曲者少了辛辣風格，音樂回歸得太正常了，可能是創作的才智耗盡，喪失了進取創新的精神。
不過之後理查‧史特勞斯的歌劇創作，繼續著《玫瑰騎士》的成功經驗，同時創作幾部使用古希臘神話題材，進而抒寫20世紀現代人情感的歌劇，包括《阿里阿德涅在納索斯島》、《埃及的海倫》、《達芙妮》（Daphne）、《達奈的愛情》（Die Liebe der Danae），以及最後一部歌劇《隨想曲》（Capriccio）。
●在戰火中療傷的晚期生活
理查‧史特勞斯原本打算在1914年也就是他五十歲時，徹底從指揮的工作上退下來，專心地作曲！但由於他失去了倫敦銀行中所有的存款，因此不得不打消指揮退休的念頭！1917年擔任藝術院教授，1919年 與弗朗茲‧沙爾克共同擔任維也納國立音樂院總監，在歐陸享有極高社經地位。1929年他長期的劇作搭檔雨果‧封‧霍夫曼斯塔爾過世，留下他獨力完成《阿拉貝拉》的作曲與上演監督工作。
1930年代之後，他開始尋求較為平靜穩定的生活，持續從事指揮的工作。但好景不常，二次大戰時的1933年11月15日，當時德國執政的納粹黨負責文化政策的約瑟夫‧哥柏爾斯（Joseph Goebbels），未事先徵得他的同意就任命他為帝國音樂協會（Reichsmusik-kammer）的主席，他還私底下抱怨當局給了他一個「惱人的榮譽頭銜」。
不過儘管心理不高興，為了當時替代雨果‧封‧霍夫曼斯塔爾的新合作夥伴，同時也是小說家、傳記家、劇作家楚威格（Stefan Zweig），以及他的兒媳婦艾麗絲（Alice），理查‧史特勞斯仍委曲求全地隱忍與納粹「相敬如冰」維持表面的和諧，原來楚威格與艾麗絲兩人都是猶太人。直到1935年6月17日，他在一封寫給楚威格的信中，痛罵指責楚威格「猶太人的牛脾氣」時提到自己為藝術所作許多犧牲，不得已向納粹低頭的真心話：「你以為我曾經認真地提醒自己『我是日爾曼人』嗎？你以為莫札特會口口聲聲說『我是亞利安人』嗎？世上只有兩種人，有天份的跟沒有天份的！」
結果這封信被長期監視他的納粹攔截，7月6日兩名納粹官員便拿著信函上門，要求他辭去帝國音樂協會主席的頭銜。這一刻，理查‧史特勞斯才真正徹底對當局失望，但也只能態度謙卑的寫封道歉函給領導人希特勒，解釋自己「鞠躬盡瘁地為神聖的德國藝術奉獻」，為的只是設法挽救自己的作品，因為他已經在六年之間失去了兩位充滿文采、能夠啟發他靈感的合作對象。不過，之後他的作品仍然是遭到納粹禁演，理查‧史特勞斯只得移居到維也納及瑞士。
●地位依然舉足輕重
當時，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仍有機會在德國曝光，指揮克勞斯（Clement Klauss）的角色也十分重要。不同於理查‧史特勞斯仍堅持良知，克勞斯完全展現出迎合巴結當局政策的態度，他不斷的巴結領導長官，以維護自己在音樂界的勢力與權益，因此他主導的藝術節在那個動盪年代，尤其在戰爭晚期德國處境越來越艱難時仍能維繫演出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包括1942年在慕尼黑所舉辦的理查‧史特勞斯藝術節，這全完是靠克勞斯與約瑟夫‧哥柏爾斯深厚的交情所致！戰後，克勞斯也為自己辯解：「我是利用自己在維也納的音樂地位，幫助許多猶太音樂家逃過劫難。」
1942年另外有件事，可以看出理查‧史特勞斯在樂界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當時維也納劇院的總監希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為了因應維也納愛樂管絃樂團百週年的紀念，希望維持維也納的文化水準，因此力邀理查‧史特勞斯參予活動，理查‧史特勞斯便把一首仿效史麥塔納《莫爾道河》的管絃作品交給樂團演出，描述多瑙河流經國家首都配上清唱劇的合唱，還加上個人讚美：「只有指揮過維也納愛樂的人，才真正了解他們。」隔年冬天，維也納愛樂便進行許多理查‧史特勞斯管絃作品的錄音，不過可惜的是，除了《家庭交響曲》之外，其他都在戰火中佚失了。
那個時候的確留下了一些珍貴的史料，讓後人了解理查‧史特勞斯作品風格的真諦。例如1942年在往前的十年間，其實柏林愛樂也灌錄許多理查‧史特勞斯留存下來。EMI知名製作人華特‧李格（Walter Legge）比較過理查‧史特勞斯詮釋的莫札特《G小調交響曲K550》以及他自己的《唐吉訶德》、《狄爾愉快的惡作劇》的錄音之後，留下了過人見解：「誰把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指揮得很渾厚或含混帶過，只要聽過這些音樂會就知道並不正確。他的這些作品只要好好演奏，質地就跟莫札特一樣剔透清澈。……常有人批評理查‧史特勞斯作曲時顧慮太多細節，其實並不正確。」
由於在納粹政府任職的舉動，造成當時許多人對理查‧史特勞斯產生不少誤解，直到戰後1948年法庭對他進行審判，宣佈他在納粹統治下活動無罪，給予他名譽的平反，他才返回德國。 這段期間他仍然堅持內心的藝術理想，持續埋首音樂的創作中。
像是他1944年至1945年間所創作的為23件獨奏弦樂器的《變形》，就堪稱他對戰爭感想的代表作。據他自己回憶表示，是有感於德國各地的歌劇院遭到戰爭炮火的破壞，尤其是當他聽到威瑪的歌德故居，以及德勒斯登國立歌劇院被知名的得勒斯登大轟炸所摧毀時，感性敏感的他還一度精神錯亂。追憶起這段慘痛戰爭經驗，哀悼因冷酷戰爭所失去的一切，而獲得靈感寫成《變形》。此外，為了慶賀日本建國兩千六百年，他發表管絃樂《日式節慶音樂》（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還反璞歸真為小編制的管弦樂團寫了不少作品，《雙簧管協奏曲》（1946年）、《第二號法國號協奏曲》（1942年）等，都是頗發人深省的沉靜之作。
關於《雙簧管協奏曲》的問世其實有段故事，1946年4月底德國終於戰敗，一隊美國士兵沿著小路來到了理查‧史特勞斯居住的嘉美別墅。他不願受擾，對著士兵叫喊：「別煩我，我是《玫瑰騎士》的作曲者！」結果其中有位名叫蘭奇（John de Lancie）士兵原來是費城管絃樂團的雙簧管首席！兩人相見如故，當晚便通宵討論音樂，蘭奇並且委託理查‧史特勞斯替他寫一首《雙簧管協奏曲》，要有他那首《第二號法國號協奏曲》般有莫札特風味。
或許，這個時期的理查‧史特勞斯作品，在部分樂評、追求新潮流的作曲同行等專業人士眼中，也就是理查‧史特勞斯所謂的「英雄的敵人」的惡言攻詰，總認為理查‧史特勞斯對於新音樂的發展毫無貢獻。有人說他的交響詩太過俗麗，管絃語法太過自我囂張，多數的歌劇作品也素材不斷反覆，沉重到令人生厭，總是包裝著虛假的象徵主義以及哲學文藝。所幸這些情緒性的負面字眼，經過超過半個世紀的考驗後，並未獲得多數樂迷的認同，理查‧史特勞斯的音樂在二十一世紀地位仍然巍峨地一如他的《阿爾卑斯交響曲》。
●最後的傑作
戰後1947年，英國特地邀請他前往倫敦參加一個以他為名的音樂節，由指揮畢勤爵士（Sir Thomas Beecham）與皇家愛樂管絃樂團擔任演出。因此10月4日，當時高齡83歲的理查‧史特勞斯，首度搭乘飛機出國，前往欣賞畢勤搭配大提琴家托特里耶（Paul Tortelier）演出的《唐吉訶德》，他自己也親自與愛樂樂團合作《唐璜》、《家庭交響曲》，與英國國家廣播交響樂團BBC合作《狄爾愉快的惡作劇》，並且與畢勤建立了良好的友誼。
1947年至1948年間，他寫出最後的傑作女高音和管弦樂的《最後四首歌》，用人聲搭配管絃器樂為自己的創作寫下完美句點，曲中傳達一種寧靜、溫柔、信心、聽從天命的情境。儘管《最後四首歌》仍遭到批評，但用心的人也體會到理查‧史特勞斯心中有打算藉此作品，向強弩之末的浪漫主義告別的味道。
理查‧史特勞斯的一生未曾停止歌曲創作的念頭，留給世人無數美妙旋律，包括：「歇息吧！我的靈魂」、「賽西利亞」、「秘密的邀請」、「清晨」、「美麗的境界」、「向晚之夢」等共一百五十多首歌曲，無論直與量都足以與舒伯特、舒曼、布拉姆斯等人相提並論，而《最後四首歌》無疑是其中的最頂峰，巧合的也是他最後的「天鵝之歌」。
理查‧史特勞斯於1949年9月8日去世，享年85歲，引領樂壇主流多時的浪漫主義，也隨著他的停止呼吸闔上了雙眼，退出歷史影響力的舞台。深愛他、隨時批評他、高度掌控他的太太寶琳‧迪‧安娜，也失去了單獨存活於世上的理由，在不到一年後的1950年5月13日也跟著過世。
不過之後理查‧史特勞斯的歌劇創作，繼續著《玫瑰騎士》的成功經驗，同時創作幾部使用古希臘神話題材，進而抒寫20世紀現代人情感的歌劇，包括《阿里阿德涅在納索斯島》、《埃及的海倫》、《達芙妮》（Daphne）、《達奈的愛情》（Die Liebe der Danae），以及最後一部歌劇《隨想曲》（Capriccio）。
●在戰火中療傷的晚期生活
理查‧史特勞斯原本打算在1914年也就是他五十歲時，徹底從指揮的工作上退下來，專心地作曲！但由於他失去了倫敦銀行中所有的存款，因此不得不打消指揮退休的念頭！1917年擔任藝術院教授，1919年 與弗朗茲‧沙爾克共同擔任維也納國立音樂院總監，在歐陸享有極高社經地位。1929年他長期的劇作搭檔雨果‧封‧霍夫曼斯塔爾過世，留下他獨力完成《阿拉貝拉》的作曲與上演監督工作。
1930年代之後，他開始尋求較為平靜穩定的生活，持續從事指揮的工作。但好景不常，二次大戰時的1933年11月15日，當時德國執政的納粹黨負責文化政策的約瑟夫‧哥柏爾斯（Joseph Goebbels），未事先徵得他的同意就任命他為帝國音樂協會（Reichsmusik-kammer）的主席，他還私底下抱怨當局給了他一個「惱人的榮譽頭銜」。
不過儘管心理不高興，為了當時替代雨果‧封‧霍夫曼斯塔爾的新合作夥伴，同時也是小說家、傳記家、劇作家楚威格（Stefan Zweig），以及他的兒媳婦艾麗絲（Alice），理查‧史特勞斯仍委曲求全地隱忍與納粹「相敬如冰」維持表面的和諧，原來楚威格與艾麗絲兩人都是猶太人。直到1935年6月17日，他在一封寫給楚威格的信中，痛罵指責楚威格「猶太人的牛脾氣」時提到自己為藝術所作許多犧牲，不得已向納粹低頭的真心話：「你以為我曾經認真地提醒自己『我是日爾曼人』嗎？你以為莫札特會口口聲聲說『我是亞利安人』嗎？世上只有兩種人，有天份的跟沒有天份的！」
結果這封信被長期監視他的納粹攔截，7月6日兩名納粹官員便拿著信函上門，要求他辭去帝國音樂協會主席的頭銜。這一刻，理查‧史特勞斯才真正徹底對當局失望，但也只能態度謙卑的寫封道歉函給領導人希特勒，解釋自己「鞠躬盡瘁地為神聖的德國藝術奉獻」，為的只是設法挽救自己的作品，因為他已經在六年之間失去了兩位充滿文采、能夠啟發他靈感的合作對象。不過，之後他的作品仍然是遭到納粹禁演，理查‧史特勞斯只得移居到維也納及瑞士。
●地位依然舉足輕重
當時，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仍有機會在德國曝光，指揮克勞斯（Clement Klauss）的角色也十分重要。不同於理查‧史特勞斯仍堅持良知，克勞斯完全展現出迎合巴結當局政策的態度，他不斷的巴結領導長官，以維護自己在音樂界的勢力與權益，因此他主導的藝術節在那個動盪年代，尤其在戰爭晚期德國處境越來越艱難時仍能維繫演出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包括1942年在慕尼黑所舉辦的理查‧史特勞斯藝術節，這全完是靠克勞斯與約瑟夫‧哥柏爾斯深厚的交情所致！戰後，克勞斯也為自己辯解：「我是利用自己在維也納的音樂地位，幫助許多猶太音樂家逃過劫難。」
1942年另外有件事，可以看出理查‧史特勞斯在樂界的地位仍然舉足輕重。當時維也納劇院的總監希拉赫（Baldur von Schirach），為了因應維也納愛樂管絃樂團百週年的紀念，希望維持維也納的文化水準，因此力邀理查‧史特勞斯參予活動，理查‧史特勞斯便把一首仿效史麥塔納《莫爾道河》的管絃作品交給樂團演出，描述多瑙河流經國家首都配上清唱劇的合唱，還加上個人讚美：「只有指揮過維也納愛樂的人，才真正了解他們。」隔年冬天，維也納愛樂便進行許多理查‧史特勞斯管絃作品的錄音，不過可惜的是，除了《家庭交響曲》之外，其他都在戰火中佚失了。
那個時候的確留下了一些珍貴的史料，讓後人了解理查‧史特勞斯作品風格的真諦。例如1942年在往前的十年間，其實柏林愛樂也灌錄許多理查‧史特勞斯留存下來。EMI知名製作人華特‧李格（Walter Legge）比較過理查‧史特勞斯詮釋的莫札特《G小調交響曲K550》以及他自己的《唐吉訶德》、《狄爾愉快的惡作劇》的錄音之後，留下了過人見解：「誰把理查‧史特勞斯的作品指揮得很渾厚或含混帶過，只要聽過這些音樂會就知道並不正確。他的這些作品只要好好演奏，質地就跟莫札特一樣剔透清澈。……常有人批評理查‧史特勞斯作曲時顧慮太多細節，其實並不正確。」
由於在納粹政府任職的舉動，造成當時許多人對理查‧史特勞斯產生不少誤解，直到戰後1948年法庭對他進行審判，宣佈他在納粹統治下活動無罪，給予他名譽的平反，他才返回德國。 這段期間他仍然堅持內心的藝術理想，持續埋首音樂的創作中。
像是他1944年至1945年間所創作的為23件獨奏弦樂器的《變形》，就堪稱他對戰爭感想的代表作。據他自己回憶表示，是有感於德國各地的歌劇院遭到戰爭炮火的破壞，尤其是當他聽到威瑪的歌德故居，以及德勒斯登國立歌劇院被知名的得勒斯登大轟炸所摧毀時，感性敏感的他還一度精神錯亂。追憶起這段慘痛戰爭經驗，哀悼因冷酷戰爭所失去的一切，而獲得靈感寫成《變形》。此外，為了慶賀日本建國兩千六百年，他發表管絃樂《日式節慶音樂》（1940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他還反璞歸真為小編制的管弦樂團寫了不少作品，《雙簧管協奏曲》（1946年）、《第二號法國號協奏曲》（1942年）等，都是頗發人深省的沉靜之作。
關於《雙簧管協奏曲》的問世其實有段故事，1946年4月底德國終於戰敗，一隊美國士兵沿著小路來到了理查‧史特勞斯居住的嘉美別墅。他不願受擾，對著士兵叫喊：「別煩我，我是《玫瑰騎士》的作曲者！」結果其中有位名叫蘭奇（John de Lancie）士兵原來是費城管絃樂團的雙簧管首席！兩人相見如故，當晚便通宵討論音樂，蘭奇並且委託理查‧史特勞斯替他寫一首《雙簧管協奏曲》，要有他那首《第二號法國號協奏曲》般有莫札特風味。
或許，這個時期的理查‧史特勞斯作品，在部分樂評、追求新潮流的作曲同行等專業人士眼中，也就是理查‧史特勞斯所謂的「英雄的敵人」的惡言攻詰，總認為理查‧史特勞斯對於新音樂的發展毫無貢獻。有人說他的交響詩太過俗麗，管絃語法太過自我囂張，多數的歌劇作品也素材不斷反覆，沉重到令人生厭，總是包裝著虛假的象徵主義以及哲學文藝。所幸這些情緒性的負面字眼，經過超過半個世紀的考驗後，並未獲得多數樂迷的認同，理查‧史特勞斯的音樂在二十一世紀地位仍然巍峨地一如他的《阿爾卑斯交響曲》。
●最後的傑作
戰後1947年，英國特地邀請他前往倫敦參加一個以他為名的音樂節，由指揮畢勤爵士（Sir Thomas Beecham）與皇家愛樂管絃樂團擔任演出。因此10月4日，當時高齡83歲的理查‧史特勞斯，首度搭乘飛機出國，前往欣賞畢勤搭配大提琴家托特里耶（Paul Tortelier）演出的《唐吉訶德》，他自己也親自與愛樂樂團合作《唐璜》、《家庭交響曲》，與英國國家廣播交響樂團BBC合作《狄爾愉快的惡作劇》，並且與畢勤建立了良好的友誼。
1947年至1948年間，他寫出最後的傑作女高音和管弦樂的《最後四首歌》，用人聲搭配管絃器樂為自己的創作寫下完美句點，曲中傳達一種寧靜、溫柔、信心、聽從天命的情境。儘管《最後四首歌》仍遭到批評，但用心的人也體會到理查‧史特勞斯心中有打算藉此作品，向強弩之末的浪漫主義告別的味道。
理查‧史特勞斯的一生未曾停止歌曲創作的念頭，留給世人無數美妙旋律，包括：「歇息吧！我的靈魂」、「賽西利亞」、「秘密的邀請」、「清晨」、「美麗的境界」、「向晚之夢」等共一百五十多首歌曲，無論直與量都足以與舒伯特、舒曼、布拉姆斯等人相提並論，而《最後四首歌》無疑是其中的最頂峰，巧合的也是他最後的「天鵝之歌」。
理查‧史特勞斯於1949年9月8日去世，享年85歲，引領樂壇主流多時的浪漫主義，也隨著他的停止呼吸闔上了雙眼，退出歷史影響力的舞台。深愛他、隨時批評他、高度掌控他的太太寶琳‧迪‧安娜，也失去了單獨存活於世上的理由，在不到一年後的1950年5月13日也跟著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