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今音樂迷口中的大作曲家古斯塔夫．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您大概很難想像他在世時，交響曲作品並不被重視，死後情況更是每況愈下，這位曾經參加兩次「貝多芬作曲大獎」都失利的藝術家，在世時一直以指揮聞名，直到1960年代後，也就是差不多美國換上艾森豪總統後，馬勒作品的地位才開始復甦，之後才更進一步成為二十世紀後半音樂的代表象徵。與布魯克納並稱為浪漫後期最偉大的兩位交響曲大家。

早慧的音樂路

馬勒1860年7月7日生於波希米亞摩拉維亞（Moravia） 的猶太家庭，父親出身底層，經過多年經營才成為小商，他則在十四個兄弟姊妹中排行老二。不過，這個家庭的小孩像是受到詛咒似的，多位都相繼夭折，在馬勒五歲、六歲、十一歲（兩個）、十三歲、十四歲時，都有兄弟死掉，所以他的童年到少年可以說被死亡、葬禮所圍繞，「對生死的思索」也成為他交響曲發展的基調。此外，家鄉群山環繞、風景秀麗，優美動聽的民謠也成為他創作的極佳素材。

童年的馬勒就顯露出音樂才能，他六歲參加了鋼琴比賽，八歲就能教其他孩子鋼琴，十歲便舉行鋼琴獨奏會，算得上是一個音樂神童。1874年一位農場經理古斯塔夫．施瓦茨 (Gustav Schwarz) ，聽到15歲的馬勒彈琴，立刻說服馬勒父親將他送到維也納音樂學院，接受知名的鋼琴教授Juilius Epstein的正規音樂教育，除了鋼琴還上和聲、作曲等課程。

1875年9月，馬勒很快地全心溶入維也納的音樂生活，就學的3年間寫了大量的鋼琴曲。當時，學作曲的學生有機會排練、指揮學校的學生樂團，有時甚至公開演出，這對馬勒日後的創作和指揮有重要的啟示。

1878年畢業後為了擴展自己眼界，又在維也納大學旁聽兩年的哲學、歷史。這段時間他廣泛學習貝多芬、舒伯特、孟德爾頌、舒曼、韋伯、華格納等前輩的作品，也向理查史特勞斯學習，並跟沃爾夫（Hugo Wolf）成為莫逆之交。畢業後他一邊在學校教琴，一邊開始創作第一首成熟作品《嘆息之歌》（Das Klagende Lied）。

儘管走上了作曲之路，但馬勒在指揮上的發展卻比作曲順遂多了！當時他一直想靠交響曲名留青史，但在繁重的指揮行程中，卻只能利用空檔時間「業餘地」創作。導致馬勒活著的時候，沒有人看好他的作品，人人都只知道他是知名的大指揮家，換句話說，當時指揮家馬勒的名氣遠遠大過作曲家馬勒！

史上最偉大的指揮

他的指揮生涯起源於1880年，先在小城哈爾擔任音樂總監，之後便在不同的城市累積豐富的指揮經歷。包括：1883-1885年的卡塞爾、1885-1886年的布拉格、1887-1888年的萊比錫、1886-1888年的布達佩斯、1891-1897漢堡時期、1897年之後的維也納歌劇院，以及1908年的紐約大都會歌劇院、1909年的紐約愛樂等。

馬勒的指揮擁有獨特魅力，當時布拉姆斯、理查史特勞斯、畢羅都聽過他的現場而讚賞不已。他也的確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最重要的指揮家之一，無論莫札特、貝多芬、華格納、韋伯、威爾第、普契尼，柴可夫斯基等人的作品，在他棒下都散發出熱切的情緒，並呈現作曲家深刻的想法。因此柴可夫斯基曾讚美他：「無疑是個具有卓越能力的天才。」他還首演過柴可夫斯基歌劇《尤金奧尼根》。

不過，也有對馬勒指揮強烈批評的意見，像是他大幅度擺動的身體動作，以及個人化的速度處理都備受爭議，甚至有漫畫家在報紙上誇大他的指揮形象，加以諷刺。他的指揮要求不和稀泥、樂團要求精準嚴格，因此往往與管理階層以及基層團員起衝突。因此，標新立異的指揮家馬勒，很難見容於樂團因循的守舊勢力。

繼續仔細回顧他成功的指揮歷程。1880年夏天馬勒在林茲（Linz）附近的巴德大廳首演，成功地為自己獲得一個指揮職位，擔任1881-82年樂季的指揮，職業生涯就此展開。而他第二個工作是在奧爾米茨（Olmutz）市立劇院的指揮，不過他往往是夏天旺季簽下合約，冬天淡季就失去頭路，儘管時而上位時而下野，但他已經展現對詮釋音樂的獨到之處。

1883年樂季他在卡塞爾（Kassel）演出，可是那裡的官僚主義的繁文縟節，讓他儘管簽下演出三季的合約，卻在第二季就閃人。1885年他移居布拉格，在這當中他經歷了與女歌手的初戀，激發他寫下了《旅行者之歌》初稿。

在布達佩斯登上第一個高峰

1886年馬勒來到萊比錫擔任第二指揮，隔年二月接替病倒的第一指揮尼基許（Arthur Nikisch），這段期間他上演過五十四部歌劇之多，也完成因尚保羅作品產生靈感的《第一號交響曲》「巨人」。1887年的萊比錫時期他也寫了《第二號交響曲》的第一樂章，當時27歲的他為這首曲子取名「葬禮」（Funeral Rites），但是之後就沒有靈感再寫下去，以交響詩的名義擱置長達五年之久。

1886年他也認識了已故德國作曲家韋伯的孫子，從他手上取得韋伯喜歌劇《三隻斑馬》（Die drei Pintos）的手稿，隔年他花了夏、秋的時間研究、修改該劇，並於1888年指揮首演它。也因為《三隻斑馬》紅遍了德國，讓馬勒出盡鋒頭，使他獲聘為布達佩斯歌劇院的音樂總監十年，登上指揮事業第一個高峰。

儘管布達佩斯歌劇院在當時是條件不錯的中歐劇院，且極力建立匈牙利自己的民族歌劇事業，但仍有不少保守勢力。初到任的馬勒大刀闊斧，儘量挑匈牙利本地歌唱家來演，並首次用匈牙利語演唱華格納樂劇《萊茵的黃金》而大獲成功，他在此演出的莫札特歌劇《唐．喬凡尼》（Don Giovanni）也轟動一時。當時人正在布達佩斯的布拉姆斯，在不情願的情況下，被人拖去看他指揮的《唐喬凡尼》，立即就被馬勒的詮釋天才折服，讚美說：「想聽道地的《唐．喬凡尼》，就要到布達佩斯！」可惜創新改革難敵頑固保守，兩年後馬勒自認藝術才能難以充分發揮，因而請辭。

1889年2月，馬勒家鄉傳來壞消息，他的父親去世！同年夏天，正當他最後潤飾《第一號交響曲》時，他的母親與最親近的姊姊列奧波蒂娜（Leopoldine）也相繼過世，馬勒只得帶著傷心的情緒，回到老家安頓多位弟妹的生活。

快樂的漢堡時光

1891-1897這六年期間，馬勒擔任漢堡歌劇院首席指揮，可以說是他一生中最難得的快樂時光。不僅擁有與畢羅（Hans von Bulow）、孟根堡（Willem Mengelberg）等人真摯的友誼，而且運用業餘時間完成他的《第二號交響曲》、《第三號交響曲》。其中1892年的樂季令馬勒格外快樂，他與柴可夫斯基相識，也與理查史特勞斯建立深厚友誼。

馬勒的良師益友畢羅1894年2月12日死於開羅，遺體運回漢堡在聖米海裏斯教堂舉行葬禮，在莊嚴的葬禮上合唱了克羅普修特克（Friedrich Gottlieb Klopstock，1724-1803）的詩「復活」（Resurrection）。正因好友過世心情沈重的馬勒，聽到這個音樂馬上天外飛來靈感，他表示「當時心情想到死亡，剛好與所著手的作品精神一致，耳際傳來克洛普斯托克『復活』的合唱，我像受到電擊般的感動不已。」多年來音樂的思索，正好一瞬間被當下的情景所引爆，創作因此達到豁然開朗的清明境界，馬勒因而在漢堡完成《第二號交響曲》「復活」，此曲也隱約透漏他早期作品的厭世觀。畢羅過世後馬勒曾公開說，畢羅對自己而言是一盞明燈，只不過當時他在作曲界的名聲仍然不大！

畢羅死後，馬勒的創作靈感開始更加自我，而作曲時他需要絕對的安靜，即使在史坦巴赫夏日小屋這樣理想寧靜的地點時，他都堅持要把農夫把牛頸上的鈴噹取下，並把牲畜關起來，以免妨礙到他的創作。

1895年初，新厄運再度降臨馬勒的家族，當他妹妹賈斯蒂娜和愛瑪到漢堡與他同住後不久，卻傳來弟弟奧圖（Otto Mahler）在萊比錫舉槍自裁的消息，由於馬勒與奧圖感情深厚因此深受刺激。

1897年初，他打算辭去漢堡職務到維也納工作，不過當時「世界歌劇之都」的維也納有股反猶太風氣，因此出身猶太家庭的他迫於工作現實放棄原屬猶太教，於二月改信羅馬天主教。果然，加上布拉姆斯的鼎力協助，如願接下維也納宮廷歌劇院首席指揮一職，得以一展拳腳。同年夏天他住進位於沃特湖（Worthersee）新避暑別墅，在那裡完成《第四號交響曲》。

風光攻佔維也納

他所指揮的第一個樂季便大獲成功，上演了許多精采德奧歌劇，也吸引不少傑出音樂家與廣大觀眾，讓原本財務搖搖欲墜的維也納宮廷歌劇院業務蒸蒸日上、開此自己自足，馬勒的名聲也隨之遍及歐美各國。這段時間可以說是他指揮工作「黃金時期」，憑著進取的意志以及過人的藝術品味，他讓維也納宮廷歌劇院擺脫龍鍾老態，搭配上精采的演出水準與革新的舞台設計，打造該地成為第一流的、嚴謹的、高尚的藝術表演場地。但不幸的是，馬勒成功攻佔維也納的聲威，卻也醞釀了維也納上層社會與評論界的反撲。

馬勒後來順勢兼任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指揮，但他在藝術上一絲不茍的嚴肅態度，卻引起維也納貴族的不滿，而且他與生俱來的猶太人血統，更成為揮之不去的「被攻擊原罪」，之後甚至連奧地利皇帝都提出指責，他只得黯然離開維也納交響樂團的指揮職位。

流年不利的他，指揮工作不順，連帶的新作發表也觸礁！1900、1901年冬天，馬勒《第一號交響曲》在維也納首演，現場一片噓聲。加上他演出的歌劇受到評論界強烈批判，兩相煎熬下馬勒在春天病倒了。不過養病期間，他重新把《第四交響曲》修訂一遍，還完成《第五號交響曲》兩個龐大樂章，以及7首藝術歌曲。

1901年秋天時回到維也納，情況並未好轉，不僅藝文界對他的批評仍烈，《第四號交響曲》的幕尼黑首演仍慘遭失敗，藝界更評之為「瘋狂的音樂」，讓他的心情down到谷底。

低潮時刻他的幸福也隨之出現，馬勒遇上了社交界名媛、23歲的愛瑪‧瑪麗亞‧辛德勒（Alma Maria Schindler），1901年12月底，兩人宣佈正式訂婚，沒多久便步入禮堂，婚後生了兩個孩子。

1904年他的第二個女兒出生，正當沉浸家庭歡樂氣氛時，他卻完成了充滿悲劇色彩的《第六號交響曲》，並著手根據呂克特詩集譜成的《悼亡兒之歌》（Kindertotenlieder）。妻子愛瑪回憶：「半小時前，他還擁抱親吻初生的小寶貝，轉身隨即投入死亡作品的創作，轉變之巨令人害怕」。佛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記載，馬勒有強烈的伊底帕斯情結，他對婚姻柏拉圖式的憧憬，更讓他妻子的情慾有極大愧疚。因此，他創作編制極為龐大的《第八號交響曲》獻給妻子，可以看作是種自我救贖的行為。

擁抱紐約大蘋果

1906年是馬勒留在維也納的最後一年，他規劃、指揮了莫札特誕生150週年一系列音樂會，而他的作曲家身分也「勉強」為樂壇所接受。1907年初辭去了維也納宮廷歌劇院的一切職務，身心俱疲的他徹底離開維也納。

而這一年對馬勒來說另有雙重打擊，夏天在沃特湖他最疼愛的女兒瑪麗‧安娜染上猩紅熱夭折，同時醫生更進一步發現他患了心臟病！他的妻子愛瑪：「我們怕東怕西的，他常在走路中停頓下來，發現自己心跳不正常。他要我聽他的心跳聲，看是否清楚，或快或慢或平靜。」馬勒被迫放棄所有喜愛的激烈運動，生活步調徹底被改變。

不久後新大陸看上馬勒的才華，1908年元旦他指揮大都會歌劇院演出，1909年獲聘為紐約愛樂交響樂團指揮，還進一步創立了紐約愛樂協會，當47歲的馬勒在紐約發光發熱時，他的身體狀況卻每況愈下。

儘管離開維也納，但每年夏天，他仍然回到奧地利鄉間從事創作，1908年在奧地利杜布拉赫的渡假村莊裡，看著終年積雪的阿爾卑斯山，他找到兩首交響曲的靈感，就是以中國唐詩為本的《大地之歌》（Das Lied von der Erde）和《第九號交響曲》，除了深沉的管絃語言外，曲中還透露濃濃的悲觀主義。馬勒此舉似乎「預知死亡紀事」，領悟自己將與貝多芬、舒伯特、布魯克納一樣，以《第九號交響曲》作為人生的墓誌銘，

1911年他的狀況遭到極點，曾有一個月時間臥病不起，甚少外出，2月21日在紐約指揮好友布索尼（Ferruccio Busoni）作品音樂會，這也是他最後一次演出，便因為嚴重的心絞痛被送到巴黎治療，但顯然已經藥石枉然。之後他拖著急速惡化的身體和愛瑪返回歐洲，他回到維也納的6天後，也就是1911年5月18日便去世，離他51歲生日只差幾週，遺憾地留下未完成的《第十號交響曲》。馬勒死後也終於贏得維也納人對他的尊崇，完結了他與這個內心最愛城市之間的「愛恨情仇」。

重要作品的音樂風格

馬勒生性敏感，作品充滿自傳色彩，濃郁地描繪個人情感與對世界的看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當屬十首交響曲。他的交響和聲混雜調性與非調性，旋律主題取材廣泛，包括謳歌大自然的民謠風，像《第二、三、四號交響曲》皆有出現；兒時軍營旁的進行曲，或是聖詠調般的樂句，《第八號交響曲》甚至採用拉丁讚美詩，他的《大地之歌》更應用聯篇中國詩瀰漫東方風情。

這些主題旋律，有的優美富青春活力，顯示他對大自然、對人生的讚美。有的卻反而透露他對現實的不滿和嘲諷，突如其來、怪誕的節奏、詭異的音型、不和諧音程也都是他交響作品中的重要元素。。

他的交響曲節奏繁複、篇幅冗長、配器龐大，都遠遠超過前輩作曲家對交響曲的定義。譬如《第三首交響曲》便有六個樂章，其中第一樂章就長達45分鐘。《第八號交響曲》「千人」在慕尼黑首演時，舞臺上就塞了三個交響樂團、數個混聲合唱團以及一個童聲合唱團，合計近千人。

除了形式嚇人之外，馬勒交響曲更是內涵深厚，他常從哲學、宗教的角度思考人生問題，不過往往是混雜厭世卻又恐懼死亡。交響風格上，他繼承浪漫後期的個人化傳統，極力彰顯管絃語法的表現力，徹底發揮每件樂器音色性能，佐以他精細過人的對位手法，在華麗的配器中卻能呈現宛如室內樂般的巧妙效果。而且無論是搭配獨唱或合唱，都信手拈來充滿哲理、說服力。

馬勒生活年代的奧匈帝國人種混雜，是個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交織的國家。雖同屬日爾曼民族，但德意志帝國遠比奧匈帝國強大，因此奧地利人矮德意志人一截，而流離失所的波希米亞人又被奧地利人歧視，至於猶太人更是在各民族的最底層。而猶太血統的馬勒，主要活動地點在維也納，是一次大戰前奧匈帝國反動統治的中心，也是腐化的享樂中心，他的處境可想而知。

當時的社會情況讓維也納音樂家分成兩派：一派是對現狀懷疑、否定、不滿，因沒有出路而悲觀。另一派則是粉飾太平、肯定現實，竭盡其力地享受玩樂、醉生夢死。嚴肅的馬勒當然屬於第一派，他的九首交響曲與其他聲樂作品，都未與當代同流合污，也更加突顯他與活著的年代、社會格格不入，就連他最傑出的創作天份，都無法在活著時候被高傲的維也納人欣賞。

最後，我們用馬勒自己說的一句話，來呈現他持續地、強烈地族群不認同感，做為本文的結束。馬勒說：「我是三重的無國籍人，在奧地利人眼裡我是個波希米亞人，在日爾曼人眼中我卻是個奧地利人，在世界上我則無法逃避是個猶太人。無論什麼地方都當我是個闖入者，勉強地收容我，並非真正歡迎我，我是個三重無國籍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