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錦清等人合譯古爾靈等人合著《文學批評方法手冊》春風文藝出版社1988

1、歷史——傳記類：

「這種方法是把一部文學作品主要（如果不是完全）看成是它作者的生活和時代，或者是作品中人物的生活和時代的反映。」(p.33)

例證說明：約翰‧彌爾頓的十四行詩〈關於近日彼得蒙特大屠殺〉

「從某種意義上說，小說可能要比抒情詩更適用於這一特殊的闡釋性方法。由於小說涉及的範圍往往要比詩歌廣泛，因此它們受外部因素的影響也要大一些。然而，認為詩人不關心社會題材或者認為這類題材寫不出好詩歌是不正確的。事實上，詩人自古就是歷史學家，就是同時代文化的闡釋者和他們人民的先知。(p.35)……對於以上這些作品，我們無需大量的歷史或傳記背景知識就能讀懂。不過大多數讀者也許會同意托斯‧艾略特的見點，即：『沒有一個詩人，沒有任何一個藝術家，能夠單獨獲得他的完整意義。』（搞自《傳統與個人天才》）多數讀者也會同意理查‧D‧奧爾蒂克的以下主張：『幾乎每一部文學作品都有許多外部環境。只要我們揭示並探索這些外部環境，它們就會使得整部作品具有其他的意義。』（《文學研究的藝術》諾頓出版社公司1975 年p.5）(p.37)……簡而言之，只要不受那些使詩歌變得矯揉造作、絕對個人化，世至神祕莫測的先入之見的限制，即使是時事性的詩歌也可以具有價值。(p.38)」(p.35-38)

例證說明：威廉‧布萊克的〈倫敦〉，德萊頓〈俗人的宗教〉、〈牝鹿與豹〉、〈押沙龍與阿奇托菲爾〉，蒲柏〈愚人記〉（羅納德‧克蘭教授評說，見《1660——1800 年英詩集》哈珀和羅出版公司1932 年）

2、道德——哲學類：

「這一方法的最著名代表是英國新古典主義文學時期（1660——1800）的評論家，尤其是塞繆爾‧約翰遜博士。這些評論家的基本觀點是，文學的更大功能在於道德勸誡和哲學探索。他們往往從一個時期或一群人的哲學思想出發來解釋文學。照他們的看法，只有懂得存在主義哲學，讀薩特和加繆的作品才會有所收獲。(p.38)……從道德角度出發的批評家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是不注意形式、語言修辭和其它純藝術性的因素，而只是將它們放在第二位加以考慮，重要的是道德或誓學教喻。從最的層次上看，這並不是一種膚淺的說教，盡管從表面上看似乎是如此。從廣義上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具有教喻作用。道德——哲學批評家們堅持要確定並闡明作品有哪些教喻。只要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具有意義或可以理解，這種說教的意義就一定存在。(p.39-40)」(p.38-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