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黑電影》拍攝後記


《台灣黑電影》這部片，從2003年11月簽約到2005年6月交片結案，製作期大約是一年七個月的時間。

回想這一年七個月的時間，只覺得過得非常快，因為交片的時間壓力很大，幾乎每天都在想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把資料蒐集得再齊全一點，把影片的內容再充實一些，又有多少時間可以好好的把手上有限的材料做最好的安排。

之所以在時間上會感到如此不足，是由於《台灣黑電影》這個拍攝案，主要面對的挑戰在於蒐集久被遺忘的社會寫實片經典，這些當年以商業為目的的影片，因為不被認為具有藝術文化收藏價值，許多當年投入的業者，如今也已經離開影壇，改做其他事業，以致於許多重要的經典如《女王蜂》、《黑市夫人》等，才不過二十幾年的時間，就皆已散佚。我們透過各種管道探訪這些影片的下落，從國家電影資料館到專營廟會露天放映的民間業者，最後蒐集到並取得版權人同意而使用在影片中的，有《錯誤的第一步》、《上海社會檔案》、《瘋狂女煞星》、《癡情奇女子》、《女王蜂》、《女性的復仇》、《凌晨六點槍聲》、《少女集中營》等八部。比較遺憾的是，也屬經典的《黑市夫人》一直到最後都還是沒有找到。

尋找、聯絡與等待回應的過程非常漫長，當最後一部找到的《女王蜂》從西門町巷弄深處的私人片庫裡「出土」，卻又因為拷貝過於陳舊，被沖印廠拒絕過帶，不得已只好情商擁有這個拷貝的放映業者，安排在某一場廟會慶典中放映，我們再用攝影機翻拍銀幕的工程終於完成時，已經是2005年的三月份了。接下來的時間，剪接、套片、混音、製作光學聲帶、字幕、翻譯、沖拷貝等過程，幾乎是連滾帶爬地趕工，由於輔導金製作合約上訂有過期一日罰款千分之二製作費的罰則，我們常常光想到累積的罰款就開始胃痛頭痛。不過還好這個罰則最後沒有真正實行，特此感謝輔導金執行單位國家電影資料館。

《台灣黑電影》能夠完成，要感謝的人太多。新聞局輔導金提供主要的拍攝經費、電資館在影片拷貝及文獻資料的使用上給予許多協助與優惠；江日昇先生、蔡揚名導演、王重光導演慨然同意我們使用他們版權所有的影片片段；還有許多業界前輩有形無形的幫助，親戚朋友的兩肋插刀，才使得這個異想天開又牽連甚廣的紀錄片構想，有了被實現的可能。

《台灣黑電影》在2005年的台北電影節首映兩場後，許多年輕的朋友看了這些「重新出土」的片段，都驚訝地對我說，沒想到原來在二十幾年前（他們出生之前），台灣電影就已經有這麼生猛的場面與意念；也有外國人開始懷疑，《瘋狂女煞星》其實是《追殺比爾》的原版；更有一位朋友說，原來陸小芬被五個歹徒追到黑夜工地的場面，就是她盤據腦中多年的惡夢，她一直以為那些奔跑與歹徒猙獰的面孔，是她夢裡出現的畫面，直到看過《台灣黑電影》，她才恍然大悟，那可能是在尚未有分級制度的年代裡，年幼的她曾經在戲院裡經歷的震撼教育。

我想這應該就是《台灣黑電影》這部片最大的價值與意義，重新找回台灣電影史上曾經深深留在觀眾記憶裡的畫面，並試圖將這些影片與當時的社會情境扣連，讓銀幕背面的現實土壤和銀幕之前被催眠的觀眾們互相找到彼此。這樣尋找的目的，大至開發台灣電影研究裡未曾有過的面向、填補上沒有人想提的一塊，小至為一位惡夢連連的朋友解開多年的疑惑；原始初衷的，意料之外的，都是這部紀錄片確實造成的影響。以前聽別人說，每部作品都有它自己的命運，會長成它自己想要的樣子，《台灣黑電影》之後，我才真的體會到這一點。我是被黑電影召喚而來的，透過我，它找到它想要找到的人，發出它想發出的聲音，不多，也不少，非常準確。

能夠扮演這樣一個類似靈媒的角色，是我生命裡前所未有的經驗。不論拍攝的過程有多少辛苦，總算有一些人、一些電影、一些我意想不到的事物，因為《台灣黑電影》的誕生而開始了邂逅、重逢、和解、平反……等等，各種神秘的的轉變。單憑這一點，我便認為這一年七個月是非常的值得，而且為黑電影從千萬人中竟然挑中我這件事，由衷地感到榮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