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日熟知的台灣電影史，從日本殖民時期的台灣影像，台語片滄桑，乃至六○年代的「健康寫實」，七○年代的「武俠片」、「愛情文藝片」、「愛國政宣片」，一直到八○年代的「台灣新電影」、九○年代「後新電影」，幾個大題目細數下來，多半不會提到「社會寫實片」一項。

在目前可見的台灣電影史論述裡，對於曾在八○年代初期盛行一時的「社會寫實片」，大多以「犯罪暴力的黑色類型電影」寥寥數語、匆匆帶過，或在產業面上視之近二十年來台灣電影衰敗的起點，或在美學上視之為「新電影」黎明之前最深最深的黑暗。電影學者盧非易更直言，台灣的主流電影自社會寫實片濫觴《錯誤的第一步》起，即走上所謂的「類型歧途」。

二十年過去了，這些奇形怪狀的社會寫實片，在我們的電影史長久輕視與鄙視下，恐怕將連同參與其中的工作人員，一齊被遺忘了。

我們覺得很可惜，因為回顧台灣電影類型發展，社會寫實片其實在各個層面都有非常值得深究的獨特性。首先，在美學上，這類型片中大量充斥的犯罪、暴力、裸露等元素，所帶來的直接且赤裸的觀影刺激，乃是台灣影史罕見；再者，就社會意義而言，自一九七九年《錯誤的第一步》到一九八一年《上海社會檔案》，這些以犯罪、女性復仇為主題的影片，能夠迅速受到觀眾的支持而成為八○年代初期二、三年間的主流，實與當時的政治動盪、社會轉型有相當大的關聯。美麗島事件、江子翠命案、林宅血案，七○年代末暴烈血腥的新聞畫面，實不亞於大銀幕上的感官刺激。

六○年代於西方電影學界興起「類型電影」的研究取向，將大量生產的大眾類型電影，視為社會心理的具體展現，於此，我們不禁好奇，社會寫實片到底是單純原慾的發洩，還是社會焦慮的替身？楊惠珊、陸小芬、陸一嬋瘋狂復仇的，究竟是野獸般的男人，性別歧視的社會，還是自從國民政府遷台後持續數十年的政治壓制？
根據【台灣電影：政治、經濟、美學1949～1994】一書記載，從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三年，以犯罪類型送審的影片，共計一百一十七部。也就是說，照現在的台灣電影史來看，自《錯誤的第一步》起，當年台灣電影是連續走錯了一百一十七步。
而我們想問的是，這一百一十七步，到底由誰所踏？怎麼踏？踏出了什麼樣的社會？最重要的，它們踏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