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抵說來，我是喜歡電影的，或者該說，喜歡看電影。
電影一旦開演，於我，便是代表著在那一兩個甚至三四個鐘頭裡，是可以完全放鬆的時刻，或許興味盎然的聽一段誰的故事；也或許進行一場精彩絕倫的刺激冒險；用不著顧慮現實生活中的任何事物，全部將它拋諸腦後，只留下期待的心情，讓幕帘緩緩升起。
隨著鏡頭的推移，我們或者成為目擊者，目睹了貝茲旅館可怖的謀殺與瘋狂；或者成為幹練的偵探，試圖從八美的對話中，抽絲剝繭地找出真正的兇手；我們也可以成為全能全知者，眼看著那兩根就要被扔掉的槍管，不曉得是該嘲諷或是同情主角；當然我們也有無知的時候，不到最後揭曉的時刻，誰也想不到一柄刻石用的小石鎚，可以鑿毀一樁多年的冤獄。
優雅的貴族也好，不羈的海盜也罷，往往，最虛妄而不切實際的，反而能夠滿足人們所有的想像與投射，儘管大多時候我們只是袖手旁觀。

這是我喜歡電影的緣故，讓我們可以暫時和紛擾的現實脫節。
當然，我們總免不了受到好萊塢電影工業一貫模式的餵食，商業娛樂片，B級驚悚片，大製作大成本大場面，俊男美女星光熠熠……但是，在一兩個鐘頭的痛快淋漓之後，還剩下什麼？如果僅僅把電影當作一項休閒娛樂，這樣已經很夠了，不過，當電影不再只是日常的消費，而是一種現實的反映，一種文化的隱喻，那麼我們是不是應該正視，第八藝術對於大眾文化驚人的影響力，與其背後所隱含的，關於大陸與島嶼之間的文化角力？
我們太容易沉迷於那些壯闊的場面，於是我們這麼地推崇好萊塢的電影工業，而忽略了其他，忽略了我們自己的電影事業。
我這麼說其實一點兒說服力也沒有，因為我是個幾乎不看國片的人。其實別說國片，就連華語片我也是不看的，近兩年看過的，大概也只有周星馳的電影。
儘管像我這樣的人不在少數，但是仍舊有許許多多的有志之士，前仆後繼地，要想振興台灣頹唐的電影工業，要想提升低靡的電影市場，縱使多的是被淹沒在洶湧的浪濤中。而莊益增與曹瑞原導演，便是這樣的兩人，幸運的是，他們的奮力不懈使得自己不被淹沒，而能夠將作品呈現在大眾面前，得到熱烈的討論與迴響。

這兩場座談，我恰巧都因為地利之便而能夠參加，其一便是紀錄片《無米樂》的映後座談，由導演之一的莊益增導演代表與會；其二，便是前兩個周末在誠品舉辦，曹瑞原導演親自出席的《孤戀花》幕後光影座談。
前者不消說，上百位觀眾不但捧場地全程參與，發言提問更是踴躍到必須限制人數；至於後者也不容小覷，雖說場地小到僅能容納十數人，但倒是有曹導演死忠的親衛隊一路跟隨，氣氛顯得融洽而不使人感到拘謹。

說來慚愧，記得那天晚上曹導演一開口劈頭就問：有沒有人沒看過《孤戀花》的？前排的親衛隊在那兒兀自訕笑著「怎麼可能！」後排的我則是心虛的別開了視線……是的，別說看，我連它什麼時間在什麼頻道播出都不曉得……值得慶幸的是，好歹我也讀過原著看過報導，就算抱著機會難得的湊熱鬧心態與會，也還不至於鴨子聽雷。
而莊導演是屏東里港人，恰巧和老家在九如的我比鄰而居，有著南方一貫的開朗與幽默，還佯裝憤憤地向《外省台灣人協會》的總編輯洛斐抱怨，說是《無米樂》明明還在院線上映，她大小姐卻跑到公視花兩千大洋買了公開播映版，眼前的一百五十人假使一票算兩百元，當下就少了三萬元的票房收入，這筆帳可要算在她頭上了……

如果文如其人這樣的說法是可以成立的，那麼這兩位導演倒是不錯的印證了。《無米樂》的莊益增導演，看上去很有幾分朱銘一類藝術家的氣息，但一開口，倒像黃春明那樣有著樸實而可親的鄉土味，就像他的電影給人的感覺一樣；而曹瑞原導演則正好相反，有那麼點小布爾喬亞的氣味，白色襯衫駝色長褲，加上修剪整齊的一手指甲，標準的城市知識分子形象，溫文謙沖的模樣，倒與《孽子》裡的王夔龍不謀而合。

一開始曹導演談到，對於電視也好電影也好，其實他是背負著很大的責任感的，當然並沒有人這麼要求他，而是一種自發性的使命感，照他的說法，不論是《孽子》或是《孤戀花》，所有復古的符號、懷舊的氛圍，事實上都蘊涵著要想喚起社會上某種集體潛意識的意圖。而下一部計劃的作品，則是關於二二八事件的題材，更不可避免的，必須碰觸到尖銳的族群議題，但這同樣是對於歷史記憶的召喚與重現，藉由對傷口的凝視及檢視，得到更深刻的反省與癒療，就像他在雜誌訪談中所說的：「要愛台灣，一定要有記憶，當所有的記憶都被搗毀的時候，要拿什麼基礎來愛這片土地呢？」
之前提到的空軍一村如是，而紛擾多時的樂生院遷移案亦如是。
其實樂生院裡的院民並不是都反對搬遷的。影片裡，老院民以著極為認真的口氣訴說，說他們都老了，不中用了，還患著這樣不名譽的疾病，而捷運是百年大計，比較起來，他們當然應該要依循官方的政策，全部搬走好讓工程順利進行……而另一位年近八旬的院民，因為痲瘋病導致四肢失去功能、五官變形的她低聲地說，最大的心願，就是希望在年底前可以「死死欸」……如此渺小如此卑微……他們是最最邊緣最最弱勢的族群，沒有絲毫自我發聲的能力，主流社會遺棄了他們，於是我們也忘了，在那個地方還有那麼一群人，需要我們的關切與關懷。
國中時代曾經在老師的帶領下去過一次樂生院，那麼稚幼的年紀，想當然也並沒有獲得任何啟迪與啟發，只當是一次校外旅行就那麼過去了，但院裡的風景至今卻仍停留在我腦海之中；最難忘的是在城市的一隅，居然有那麼一大片如茵的草地，兀自綠著，對院外的車水馬龍置若罔聞；幾幢陳年的矮房舍林立，我還依稀記得，在那低低的屋簷下，窗櫺格子外頭，晾曬著院民的輕薄衣物，溫暖陽光曲折地照射進來，卻彷彿永遠也曬不乾似地……

回頭來談莊益增導演，記得他一開始提到，片名為什麼叫做「無米樂」？這當然不是他們原創的，而是片中那些老人家的用詞；如果根本無米，那就壓根兒不會有這些那些煩惱不完的事了，用不著擔心收成利潤、擔心風災水災，當然快活許多！就像莊導演說的，這部電影雖然是以稻農為主軸，但他並不以為受到迴響，就代表台灣農業的窘境，會因此一夕之間起死回生什麼的。這只是一幅縮影，而真正的稻農業復甦的藍圖，還需要更多人齊心協力去描繪。
手邊的《破報》登著「聲援楊儒門聯盟」的行動聲明，裡頭將之比擬做法國大文豪雨果《悲慘世界》裡的主角Jean Valjean，說他「不甘心稻米大量進口導致本土農民血本無歸，不忍心看見學童吃不起營養午餐，多次投書政府部門、民意代表和媒體，卻未獲得任何回應。」說他「長期捐助『世界展望會』，認養全球的孤苦兒童。」「將標會所得、預備娶妻的九十餘萬準備金，全數捐給九二一大地震的災民。」這些說法的真實性我尚無法證實，但絕對是比主流媒體擅長加油添醋的報導來得可靠。
高中輟學的楊儒門，從小看著阿公種稻長大，但現在卻面臨著加入WTO所帶來的對於農業的衝擊，國產米價下跌之外，政府甚至明令休耕，而僅以微薄的金錢補償，使得原本收入便不豐的農民生活更是每下愈況，就這一點而言，楊儒門的「不平之鳴」確實是其來有自，我們看不見的，他看見了，於是他此刻身陷囹圄，而我們仍舊視若無睹。
我們的政府不懂得民胞物與，我們的媒體只知道譁眾取寵，做為指標的兩根方針偏了，於是社會愈發傾斜。而我們高高在上的司法又像患了潔癖，或者是被害妄想症，怕極了底層的聲音，於是情願裝聾作啞，楊儒門的案件和晶晶書店負責人賴正哲的官司都是一例，除了觸犯法令之虞，這些事件背後所彰顯的，是弱勢族群長期受到忽略漠視、不被了解，而官僚體制壟斷主流管道、占據主流版圖的事實。

其實，在這書寫的當下，我毋寧是十分心虛的。
只會出一張嘴，光說不練，自以為是地大放厥詞。除了當一個旁觀者，我又替這些需要關心的人們做了些什麼？想做這些想做那些，想這麼做想那麼做，最後還不是由著朝九晚五的日子蹉跎，輕易地就能給自己找藉口開脫，照樣吃喝拉撒心安理得。
有時候我想，順著這樣的路子走下去，我幾乎可以預見自己的將來──以著「高級奴工」的身分賣命工作之餘，偶爾也聽聽音樂會、看看藝術電影、上上高級餐館，一年裡當然也會有幾次的海外旅行，過著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小布爾喬亞的生活，至多每個月固定捐出部分所得到慈善機構，然後對於這樣的日子感到豐富踏實而充滿意義。
但我不想這樣。至少此時此刻不想。
郝譽翔在書中寫到，「同情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滿足自我的假慈悲。」這或許是主人翁K的片面認知，也或許真是作者的主觀意識；而令我印象深刻的、《白色巨塔》裡財前的遺書則說，「有能力的人就有適當行使其能力的義務。」義務也好同情也好，甚至假慈悲也罷，我們的社會需要的不就是這些？出發點並不是最重要的，需要幫助的人得到了幫助，這才是最要緊的不是？除了聖人菩薩，誰能做到真正的慈悲為懷痌瘝在抱？我們畢竟只是凡夫俗子，廉價的同情是我們所能付出最昂貴的施捨。

失學的孩子、雛妓、獨居老人、在戰火中失親的兒童、面臨饑荒的國家、愛滋病患、喜憨兒、流浪動物……在這世界的各個角落，有這麼這麼多需要關懷的弱勢族群，我們怎麼能就這樣窩在象牙塔裡，對自己的小天地感到滿足？財前的話或許失之武斷，但我很願意將之以為座右銘，在任何方面，都希望能以此自我砥礪。
私底下，我十分欽慕奧黛莉赫本。這麼多年過去，大多數的人們只憧憬她那青春亮麗而優雅的身影，有誰還記得，她在洗盡鉛華之後，對於非洲兒童──那些經過戰爭蹂躪或饑荒肆虐的孤苦兒童──的關懷與照顧？在聯合國發表演說爭取經費、親自到衣索比亞探視災民，募款賑災不遺餘力，在我看來，她晚年那瘦削的背影，甚至還比《羅馬假期》裡那個嬌憨的公主更加美麗而使人景仰，就算是一種「滿足自我的假慈悲」，但對於非洲饑饉的孩子們而言，她絕對是從天而降的聖母。

而每個人關注的面向都不同。
兩位導演們以影像的方式來記錄這座島嶼，記錄她的美麗與艱難、記憶與傷痕，在他們身上，我不約而同地看到了知識分子的理想性，不是那種大刀闊斧的改造與改革，而是含蓄婉轉的娓娓道來。
三十個年頭過去，老師一路走來，始終秉持著不偏不倚的學術路線，篳路籃縷地，為島嶼的弱勢發聲、為史學與文學奠基，也啟迪了像我這樣的學生；站在現在，回望島嶼的過去，有他勤勉不懈的身影；而未來，也絕對有其巨大的背影，繼續引領著莘莘學子，繼續為台灣文學研究扎根。
需要關懷的層面這麼地廣泛，由是每個人的焦點都會有所不同。
樂生院也好楊儒門也好，甚至是最近方興未艾的反高學費運動，從政治經濟的課題到學術藝術領域，再到社會文化層面，這個地球村需要更多更多的曹瑞原，更多更多的莊益增，更多更多的陳芳明，更多更多的奧黛莉赫本……
不管在哪一方面，我們都該期許自己成為一個對別人的感覺有感覺的人，不吝惜地，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2005.07.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