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青年的失業率高，這是個事實（今年8月的15-24歲失業率達13.61%）。但是，失業率為什麼高，卻是個複雜的議題。我試著簡單提出三個主要理由來解釋臺灣青年失業率高的原因。
一、訓練性結構性失業
臺灣早期較多職業學校，較符合一般產業的人力需求；而在教育改革之後，晚近許多職業學校紛紛轉型，一般大學快速增加，所以就讀一般大學的學生人數也快速增加，而就讀職業學校的學生數則大幅減少，也就是說，我們社會培養了大批的一般大學生，而卻少有職業學校的畢業生，這不符合一般產業的人力需求。結果形成了高學歷、高失業率的情形。
這種由於教育訓練不符合產業需求而形成的失業，一般稱為「結構性失業」，在此，為便區隔，稱為訓練性結構性失業。
這種失業，不僅影響個人的就業機會，最後也會影響總體的經濟發展。結構性失業嚴重，經濟很難有好的發展。
這種由於教育訓練與產業需求不相吻合的問題，要歸咎的話，主要是先前的教育政策的問題。我們之前的教育改革大方向出了問題，太過輕忽職業教育，而又設立了太多一般大學，以致造成了嚴重的訓練性結構性失業。但是，這如果是一種錯誤政策，卻不能歸咎於現在的執政政府，而是先前推動教育改革的政府，甚至是推動、規劃教育改革的主導群體。現在的執政政府則必須承受先前的政策後果。但是，如果我們在評論的時候還願意保持理性、公允的態度，最好不要把這個問題的責任直接丟給現在的執政者。
二、主觀就業意願改變
臺灣青年的就業意願，一直在改變中，早期臺灣沒有什麼加工出口區，女性也通常沒受什麼多的教育，所以許多女性很年輕往往就必須面對如下的幾種選擇：去做女傭、從事特種營業、嫁人。當然也有些女性能有好的工作，但是這種人總量不多。也所以，當年要僱請女傭是很容易的，但是，現在情況已經改變，要僱請女傭一般都只能找外傭。但是，我們的法律又限制嚴格，要通過巴氏量表，那幾乎只有深度中風的老人才有機會通過（今年底情形已經有所改變，條件放寬了些）。而如果家有老人或殘障、幼兒，要僱請外傭非常不易，有些人還因此違法而受到法律懲罰。那麼本地傭的情形究竟是怎麼樣呢？就我所知，一般而言，不上三萬五，是僱不到人的。請注意，這待遇遠比什麼22K要多多了。但是，還是沒什麼青年願意去做這種工作。
總之，現在青年的就業意願已經改變，他們對工作是很挑的，絕不是隨便什麼工作都願意做。前陣子還在討論說，我們募兵制可能招不到足夠的人。雖然國防部隨後稍做澄清，但是，很明顯，大家對於當軍人仍然並不是那麼喜歡，特別是嫌它不自由、限制太多（儘管許多人很嫉妒軍人的優惠待遇）。
青年挑工作，部分是因為他們的學歷普遍提高，眼界也高，所以不屑於屈就被認為賤的工作。另外，部分也是時代觀念的改變，使他們不覺得自己一定得出去工作。他們中有不少人寧願宅在家裡，繼續讓父母養。當然，這可能是臺灣社會變得富裕的結果，青年靠父母養，父母也還養得起。
嚴格說來，這種觀念改變，導致失業的情形也是結構性失業的一種，也是因為工作需求與選擇工作者的意願不符所造成的結果。不過，這裡，主觀的偏好是問題的最主要成份。而這樣的失業，與現在的執政政府也沒有多大的關係。那主要是時代變遷的結果。當然，這種變遷趨勢其實有問題，必須檢討、扭轉。
三、企業主投資意願問題
造成失業的另一個原因是企業主投資意願的問題。當許多企業主都不肯投資的時候，失業率當然也就會上升。臺灣現在的確也面對這個問題。投資意願的確普遍低落。
投資意願低落，現在的政府比較需要負責。政府的確有義務使投資意願提高，以活絡經濟、提高就業率。政府可以提供各種政策優惠使投資意願提高。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之初就做了許多動作，使外界願意投資中國大陸，也因此促成改革開放後經濟的快速成長。
但是，影響投資意願的因素當然也很多，不是政府單方面可完全操控，而還有其他因素會影響投資意願。譬如外國訂單的多寡，就會顯著影響到投資意願。如果外國訂單多，投資意願當然就會提高。
外國訂單的多寡涉及企業產品的品質、價格與供貨穩定性等。政府或許可以藉著一些政策優惠，減低產業成本，也因此使價格下降，以增加外國訂單；政府也可以採取降低本國匯價的措施，以促成降價。但是，這一切未必都能有效果。如果全世界都陷入不景氣，外國訂單就很難增加。
再說，政府的政策也不是完全由執政者單方面決定，而是各方協商的結果。當抵制強烈的時候，有些政策只是反映各方妥協的狀態，而非最有利於全體的狀態。如果多數人不能理性行動，反映在政策上的理性就愈少。好比ECFA的簽訂，先前就受到綠營的強烈抵制。如果沒有簽ECFA，我估計臺灣經濟會比現在更差。
有些政策，不僅要考慮經濟面，還要考慮社會正義的面向。兩相權衡的結果，未必能選擇最有利於鼓勵投資、促進經濟成長的政策。臺灣的全民健保，世人稱羨，但是，它耗掉多少可能的經濟成長動能，這些我們是否也應該去計算呢？再者，臺灣因為藍綠對立，耗掉許多政府效能。而且，也因為這種對立，使我們做許多虛工。這些虛工缺少實質作用，譬如許多蚊子館、蚊子機場等。這些不僅虛耗，而且壓縮經濟成長動能。
基於以上的討論，臺灣青年的失業率高，現在的執政政府只能有有限的責任。
當然，有些人會說：臺灣經濟成長率與失業率在四小龍中表現最差，這難道不應該由現在的執政政府負責嗎？
我的答案不是簡單的是或否。以前述訓練性結構性失業與主觀就業意願改變來說，這些問題恐怕不是一時就能調整回來。所以，責任未必要由現任政府負責。至少，要有更長的時間，問題才能解決。豈不聞「百年樹人」嗎？
至於企業投資意願，我說，我們應該多看看WEF、IMD、世界銀行的國際評比，才能比較客觀地評量政府為經濟做了多少努力。當然，實際效果未必理想，效果不理想，也可能有多重原因。前述藍綠對立也是問題的重要成因。
還有，我們大家不要忘了，臺灣的實際處境遠比我們現在常嫉妒的南韓要艱困。南韓好歹是個被世界承認有獨立主權的國家，能夠參與聯合國，而且還得到美國政府的全力支持；臺灣在世界政治舞台上，處境艱難，比巴勒斯坦還慘。這種局面，會不會影響到我們的經濟發展？當然也會。我們與外國做生意，如果被人坑了，可以找誰理論？嚴格來說，沒有。這在企業簽訂單的時候，往往我們簽的是不利的契約，是不完全公平的約。我們卻必須忍氣吞聲，因為我們還要存活。
馬政府另外的一個特殊情境是在意社會正義的扭轉。為此，也負出若干經濟成長的代價。這在長期來說，其實是值得的。但是，短視的人卻看不到這種積極意義，不耐等待，只圖立即見到經濟成果。問題是，多數持此種態度的人，在扁政府的時代卻並不如此苛求。
一股腦地怪罪執政者，這是依賴性格，是自己不知道為自己的命運負責的人的態度。我們不要再這樣依賴，而要以更理性的態度來為更多的幸福做出適當抉擇。
後記：
其實我認為還有一種結構性失業的情形，不過在正文中並未提及，因為我沒有深入研究，缺少較完整的資料來佐證。但是，我傾向認為，台灣目前45-64歲的人口實際上是達到歷年間的高點，約佔總人口的38％。這也會影響到青年的就業機會。因為如果這些人多，就業市場的缺額就會減少。尤其考慮到因為經濟不景氣（此處說不景氣是泛稱，不是經濟學裡的狹義定義），所以中年人不太敢退休，而他們如果不退休，也就較不可能讓出工作缺額，青年人的就業機會當然就比較少。
稍後，台灣45-64歲中年人口比例將會開始下降（這是人口轉型後期的效果，因為從民國40年以後，生育率開始下降，所生人口數也開始減少），應該會讓出較多的缺額給青年人，屆時，青年的就業機會應該會增加。當然，這畢竟只是影響就業機會的諸多因素中的一項，總體的就業機會如何改變，必須精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