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上為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的事爭吵正酣，有人為劉歡欣，有人則痛罵劉是「西方的走狗」、「漢奸」。<?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

看到痛罵劉的聲音，著實覺得難過。中國的文化裡，一直缺乏對異議者的尊重與寬容。不僅如此，似乎還有另外兩種傾向，一是將「罪過他者化」，一是將「批評者敵對化」。如此，即使有批評的聲浪，自己還是可以不予理會，而覺得內心很安然。

多年前，我在大陸參加一場研討會，會上聽到一位與會者大談「祖國形勢一片大好」，而當我出到上海火車站前，看到大片的黑壓壓流民群，中間有不少是兒童，見到我就蜂擁上來乞討。會議上的美麗言詞與我親眼所見流民苦境間的落差，叫我難以適應。我只能猜想，那位強調形勢大好的致詞者已經將這群流民的苦境排除在其主觀意識之外。而且，那可能是一種自動的意識隔離機制，所以她並不覺得她的致詞涉及欺瞞。

這種意識隔離機制可能實際上更普遍。特別是中國人自己在評價中國人時，很可能不自覺地就會發動這種「隔離」機制。藉著這種隔離機制，我們就很容易達到「罪過他者化」，就是將罪過推給「他者」，而不歸於我們「自己人」。他者是誰，可以有多種答案，但是重點在於，經過「罪過他者化」，我們就不再覺得難堪，自己不再覺得慚愧，因為錯的是特定的壞人、是與自己不相干的人。

我以為，罪過他者化的心理可能會使得中國人在懲罰異議者的時候更顯無情。實際上，那是「自我」的劃界過程。有問題的是他，而不是你我。這樣，良心就不會覺得不安，所以，必須劃清這個界線；也所以，不能寬容、同情有問題的他者，以免劃界不清。

在關於對中國人的道德評價中，這種劃界的（潛）意識很可能也會起作用。我們看不到普遍的阿Q，看不到牛鬼蛇神。或者說，因為是牛鬼蛇神、是他者，所以不須納入評價的對象範圍。即令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對身邊的（中國）人有各種批評、責備，但是，一旦意識到要對「一般」中國人進行道德評價，我們就立即將這些不適格的對象排除，排除了不適格的人以後，評價才開始。然後，就可以得到一種令自己比較安心的評價結果。在這種思考過程中，我們甚至將他者妖魔化，以凸顯其惡，同時將可能存在自我中的惡通過對照而轉化為善，或淡化我之惡。

上述的評價模式，大約不符合客觀評價的要求，但卻可能是很普遍的模式。怎麼樣才能達到客觀評價？很難。不過，具實用意義的客觀性（而非能掌握到「物自身」的客觀），其實還是可能的。刻意揭露上述的「隔離」、「劃界」的潛意識，把他者還原為我們自己人，我們就能更完整、清晰地看到我們自己究竟是什麼樣的人。

上述的意識隔離機制也可以促進將「批評者敵對化」，這與將「罪過他者化」不盡相同。後者其實可能隱然有某種罪惡意識，至少有意識到客觀問題的存在。只是在歸責的時候，偏向將罪責向外推給別人。而在將批評者敵對化時，當事人未必感覺到客觀問題的存在，而偏向認為是批評者在故意製造問題，當事人並不承認有客觀問題存在，而認為「問題」是被惡意提出的。當事人要做的，是主觀上將批評者從自己人的圈子排出，並且強調批評者是敵對者的身分。從而，將批評者敵對化，即可達到合理化的結果。批評是出於惡意動機，而非有客觀問題依據。

不過，上述的兩種心理機制最後的結果都是能使當事人自己覺得心安。我們或可套用社會心理學的術語，這是在「消除認知不諧」。從而，問題或者不存在，或者，問題不是因為當事人自己的錯所導致。

但是，究竟客觀上有沒有問題呢？在進行將批評者敵對化或是將罪過他者化的時候，當事人其實潛意識可能是在逃避這一點質疑。或者，雖然勉強承認我們（中國人）的社會有問題，但是，要強調問題並不嚴重。哪個社會沒有問題呢？為什麼總是要針對我們？為什麼老是要百般挑剔？總之，必須將對批評的關注轉到批評的動機問題，而不是批評與事實間的對應與否。

儘管劉曉波的人仍然身在大陸，並且長時間留在中國境內，甚至他是明知可能再度入獄，仍然堅持回到中國。但是，他仍然被責備為西方走狗。為什麼他的修憲主張會使他成為西方走狗呢？是因為中國人自己絕不可能主動提倡修憲嗎？有這個邏輯嗎？還是他提出的修憲草案有什麼出賣中國給西方的主張？

責備他的人似乎完全不必提出較嚴謹的言論依據，只要徹底否定劉的人格，否定那些支持劉的聲浪，自己就可感覺滿意。

一個國家的能否進步，往往不取決於是否有個別高明的人與主張，而恐怕是在於當有高明的主張產生時，它能不能得到合理的對待，能不能因為包容與尊重下的討論而可以開展為能真正促進社會進步的行動。我痛心地以為，舊時代的中國，可能就因為未能合理對待高明的變革主張，以致發展陷入遲滯。

中國還要再次陷入發展遲滯的狀態嗎？中國不能趁著熱帶氣旋而適時在政治上起飛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