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尼采：「上帝之死」

經過了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到了十九世紀末，西方基督教世界出現了「上帝已死」的說法。那是天才精神病患者尼采所提出的。他在「上帝之死」一書中表達了如下的想法：上帝已經無法成為人類社會道德標準與終極目的。上帝已死代表現存道德標準的危機，因為當人放棄基督信仰的時候，他就把基督教的一套道德觀從自己腳底下抽出來。這種道德觀完全不是不證自明的……當對上帝的信仰崩潰了，人的手中可以甚麼都沒有。

「上帝之死」是說明：人類再不能相信這種宇宙秩序，因為已經無法識別這種秩序是否真正存在。上帝之死並且令人否定絕對價值—不再相信一種客觀而且普世存在的道德律法。

絕對道德觀的失去就是虛無主義的開端。所以人類需要努力去找出重估基本價值的方法，一種比基督教價值更深入的宇宙觀。

尼采相信，大部份人因為深層的恐懼而拒絕認識「上帝已死」這種觀念。而當認識到時，他們會覺得痛苦，然後虛無主義會變得猖獗，而且相對主義會在人類社會中成為律法—所有事物都是被許可的。

對尼采而言，虛無主義是所有理想化了的哲學體系的必然後果，因為所有理想主義，包括基督教，都有一樣的弱點—沒有「基礎」。

不過，尼采相信，沒有了上帝，人類依然可能找到積極的道路。放棄了對上帝的信仰為人類發展自己的創作能力開了第一道門戶。基督教再無法左右人類，所以人可以放棄向神尋求協助，轉而去認識世界的新價值。這是新的自由—丟開過去的包袱，從而尋求創新。

尼采用了茫茫大海作比喻。那些學會為自己創造新生的人代表了人類的新階段，就是超人—通過駕馭自己的虛無主義而成為英雄。

二、中國人本主義的欠缺

不同於基督教世界，中國少有基督教的包袱、束縛。沒有那種「虛無」的理想主義，沒有那種強有力的、客觀的、普世存在的道德律法。所以，中國人只受到傳統與俗世法律的規範。這種規範主要專注於家庭倫理，以及此倫理在外部世界的延伸。

尼采的「超人」，是在基督教瓦解的基礎上重構「人」的努力。那是一種人本主義的、主體的「人」的理想，是高難度的嘗試，而多數的實驗均已經失敗。

中國的人本主義實驗也不怎麼成功。中國的人本主義，同樣受到限制，受家族主義的限制，也受專制世襲帝制的限制與扭曲；也受知識未充分開展的限制（而人們抗拒成為知識的工具，則使知識不易由社會的內在力量得到充分開展）。而且，在人本主義的實驗過程中，理性與全人彼此常相扞格。或者全人不能得到理性的支持（理性要求分化、專化、去感性），或者理性被全人壓抑（感性壓抑理性）。

客觀而且普世存在的道德律法需要「外在」力量支撐，而這與人本主義的精神卻相違背，人本主義不要藉用外在的框架限制人性的開展。但是，沒有了外在支撐框架，人更多時候是更墮落，而不是成為主體的人或「超人」。

人本主義強調人是目的，不是工具。其實，人作為工具可能有積極的意義，許多重要的人類發明、發現都賴「出家」者之賜，好比提出「日心說」的哥白尼，或遺傳學的孟德爾，以及最後成為虔誠基督徒的天才巴斯噶。康德自己又何嘗不是一個清教徒式的哲學思想「工具」？

但人本主義為了抬高人的價值，拒絕了這樣的人生規劃。這一來，人作為工具可能產生的奇蹟，也大大減少。而在傳統中國，儒家的人本主義思想卻又無力扭轉專制所帶來的對人的扭曲力量。

中國儒家似乎以為，沒有上帝，把神「放入括弧」，人還能維繫普遍的道德。也或者，儒家並不是這麼想的，但他們放棄了去檢討這個「天」與/或「神」的概念，未朝向使之系統化的方向發展。從而也使倫理道德的具體效果大打折扣。

就像我們身處太空之中，我們還能有上下四方的分辨能力嗎？沒有上帝，我們還能知道什麼是上下四方嗎？沒有系統的至高「神」的概念，中國人的倫理道德還能落實嗎？

尼采把將死的基督教加速送入焚化場，為的是加速尋找新的、積極的價值系統。但是，中國人是否可能從西方的基督教，特別是其「上帝」概念，獲得靈感，卒能找到中國所欠缺的使倫理道德落實的「客觀」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