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史丹福大學社會心理學教授P. Zimbardo依史丹福監獄實驗等研究所寫的「路西法效應」一書，我一方面非常佩服，且從中多所得益，但也還是想提出幾點商榷意見。我的商榷意見主要不是在實驗方法本身（沒有嚴格的實驗控制或沒有同質對照組等），也不是研究倫理的問題，我的批評意見簡述如下。

一、Zimbardo太片面強調情境的作用，而相對輕視「人格結構」的作用；即使在SPE研究中多數人似乎有類似的行動模式，也未必表示人格結構對各別人的影響真的很微小；從個人的生命史式的研究（而非組織行為的研究，特別不是全控機構組織行為的研究），應該更能凸顯人格結構的重要作用；

二、Zimbardo似太受西方自由主義傳統思想的影響，雖然注意到情境對行動的強大影響，卻不願意正視情境的影響為什麼似乎有系統性的偏向，似乎總是偏向引導出「惡」的行動，而不是激發出「善」的行動；善的行動雖偶然顯現，卻總是比較希罕；這系統偏向本身不是情境因素所能解釋；

三、Zimbardo太缺乏社會學的社會結構概念，所謂情境，很可能不是偶然的狀態，而通常是已被結構化的、有系統傾向的狀態；且人格結構與社會結構間應該是有複雜的「交互作用」（這個交互作用應該也有某種常態模式）；研究者嘗試指出這些有系統傾向的模式；

四、在關於伊拉克的監獄研究中，Zimbardo太強調高層主管對「系統」的宰制力，而忽略高層主管同樣也受到情境的強大影響。他似對基層人員有太強烈的同情，而相對忽視對所有的人普遍施予同情，包括對所謂高層主管；雖然高層主管好像能決定系統（組織）的形成與規則訂定，但如果深入去看，就像「萬曆15年」一書所揭示的，看似高高在上的皇帝，實際上卻覺得自己一點也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