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次有文章刊在《南方都市報》,自感有責任多讓外界注意澳門;
  這一篇,嘗試從兩岸三地電影創作的契機與局限, 再談到澳門創作。

　　書寫的契機與局限
　　　　──在澳門看華語電影傳媒大獎　　　　　李展鵬

　　華語電影傳媒大獎今年首次在澳門舉行。對澳門觀眾而言，除了可以近距離看到一眾明星及導演，我們還看到什麼？這次得獎的電影，如《讓子彈飛》、《當愛來的時候》及《志明與春嬌》等，給華語電影創作帶來什麼啟示？

澳門的「隱形」狀態

　　澳門，一個被無數電影取過景的地方：從黑白粵語片時代，到關錦鵬的《胭脂扣》、王家衛的《2046》、杜琪峰的《放逐》，是一張很長的電影片單。然而，澳門的場景常被別人借用，卻少有人拍出澳門本土故事。長期以來，澳門是富有異國風情的佈景板，或用以捕捉懷舊氣息，但當中就是沒有澳門人的視角，沒有澳門人的真實生活。就像「兩岸三地」的稱呼把澳門當作隱形，在電影方面，澳門出品也幾乎是完全缺席的。的確，我們不像香港有深厚的電影工業，不像台灣出過世界級的大師，不像內地有龐大的觀眾市場；我們的電影輸出，少得可憐。然而，這次的華語電影傳媒大獎因為在澳門舉行，特地增加環節，既播出一些在澳門拍的、由澳門人拍的電影，也把特設的「獨立精神獎」頒給澳門的拍板視覺藝術團。終於，有關澳門的影像展現在兩岸四地的觀眾眼前。身為澳門人，我們的確有那麼一刻的興奮，但興奮過後的問題是：澳門電影，以及一種澳門的本土書寫，真的已經突破「隱形」的狀態？更深一層的問題是：兩岸幾地要用電影紀錄各自的故事，又有什麼契機？有何局限？

　　這是個影像的時代：過去一百年，從電影的誕生、電視的普及、廣告的力量、電腦的技術，都讓視覺取化文字而為成為溝通的關鍵、文化的核心。而其中的電影，可能是書寫這個世代的最佳、最有影響力的媒體。因此，觀察華語電影如何回應當下兩岸四地的社會變化、經濟發展、文化問題，便非常有趣且必要。

        今年競逐華語電影傳媒大獎的電影中，內地的代表是票房大收七億的《讓子彈飛》，老將姜文首次拍商業大片，意念天馬行空，充滿黑色幽默，表面的荒謬胡鬧劇，卻被觀眾解讀出不少政治訊息。從裡到外，《讓子彈飛》都似乎是今天中國電影的典型：首先是大片的格局與巨星的參演，然後是非現實、非當下的題材。在今天中國的城鄉差異與貧富差距下，一部電影要打動地域與社會背景各異的觀眾，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場景設在過去：有時是歷史故事，有時是民間傳說，有時是武俠小說，那都是華人的共通語言，而且這種題材又確保有大場面，符合觀眾期望。從《英雄》開始，這種大片屢試不爽，票房屢創新高，是近年華語電影的一大亮點。然而，這種片的優點恰恰是其局限：在大銀幕上，中國人太少看到自己的生活，太少社會現況的反映，太少對當下問題的直接回應。這大概可以解釋，何以大量觀眾如此熱衷於尋找《讓子彈飛》中的政治訊息，大家太期望一些民間的情緒、社會的聲音，可以透過電影這強而有力的傳媒展露宣洩。資金有了，人才有了，觀眾有了，電影卻未必可以回應當下社會，這是今天中國電影的局限。

香港與台灣：本土與市場的掙扎

　　香港的情況有點相反。這次華語電影傳媒大獎中，《志明與春嬌》、《歲月神偷》及《打擂台》等，都是非常本土的作品，當中有「港男港女」的都市愛情故事，有香港六十年代的奮鬥史，有向粵語功夫片致敬的喜劇。這些充滿本土味的電影，與其他香港導演北上拍攝的如《關雲長》及《畫皮》等形成強烈對比，也正說明了今天香港電影人的進退維谷：要不進軍內地拍賣座片，犧牲的可能是書寫本土的機會；要不留守香港拍小本題材，犧牲的是令人垂涎的內地市場。至於這次獲得華語電影傳媒大獎評審青睞的，則是以後者為主，這更突顯了這兩難狀態：香港導演不至於一離開本土就失卻神采，拍出《投名狀》及監制《十月圍城》的陳可辛證明了香港導演可以帶著自己的意念與理想去內地拍大片，但這畢竟是少數例子；更多的香港影人，還是立足本土拍香港故事最為成功，《歲月神偷》縱有毛病，但電影的情真意切是因為此乃導演羅啟銳的個人成長回憶，而《志明與春嬌》的生動好看，則是導演彭浩翔平時對香港生活的觀察。我們很難想像《歲月神偷》改到北京去拍，或是《志明與春嬌》的場景設在武漢。但是，若苦守香港，不拍一些迎合內地觀眾的電影，香港影人又如何生存？去（內地）與留（香港），進退兩難。

　　對比起內地香港，台灣的情況似乎最令人鼓舞。從八十年代電影市道就如一潭死水的台灣電影，因為一部《海角七號》而重建聲威。其實，早在《海角七號》之前，台灣電影就慢慢告別新電影時期，走出侯孝賢、楊德昌等大師的陰影，蘊釀變革。清新小品《藍色大門》、同性戀喜劇《十七歲的天空》，都宣示台灣電影走出了悲情沉重的調子。今年的《艋舺》不單叫好叫座，它的更大意義是遠離了類型電影(Genre)數十年的台灣電影竟拍出香港最擅長的黑幫片，但又不失個人風格與台灣本土氣息。在云云大片之中，《艋舺》保留了本土味而又贏得亮麗票房。不過，獲得最佳電影的《當愛來的時候》雖然有口碑，但票房仍然限於小眾範圍，這種題材風格亦難以得到台灣以外觀眾的捧場。導演張作驥曾是侯孝賢的副導，拍過《黑暗之光》及《美麗時光》等獲獎作品，這次的《當愛來的時候》從一個未婚懷孕的少女去帶出邊緣族群的庶民生活史，在本土寫實題材中拍出感人力量。然而，這種電影在今天的觀眾口味下，注定只是小眾作品，影響力有限。

澳門：宿命何時打破？

　　內地、香港、台灣三地，各自用電影書寫時代、紀錄社會，然而又有各自的掙扎。回看澳門，在賭權開放後的這幾年中，經濟發展，社會變化劇烈，與此同時不少電影及錄像作品湧現，回應當下社會，並尋索澳門人身份。然而，在各種條件均不如內地、香港、台灣的情況下，澳門電影如何走自己的路？是很大的疑問。當兩岸三地都在市場規律下摸索，有時成功有時碰壁，當電影的本土性有時頗受威脅，沒什麼資源與優勢的澳門，如何自處？這個開埠比香港更早、中西碰撞的歷史更久、到處隱埋傳奇的小城，其故事會否注定被煙沒？這次華語電影傳媒大獎對一部澳門題材的電影「走漏眼」，就是內地導演張弛改編澳門作家廖子馨小說的《奧戈》，這部曾出征世界一級的捷克卡羅維法利影展的電影，去年在國際上受到好評，但這次卻受到評審的忽視。澳門作品不被看見的宿命，能否被華語電影大獎的一個獨立精神獎與幾分鐘的澳門電影片段打破？說到底，這時代的華語電影，又如何書寫本土與回應社會？

(《南方都市報》,7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