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故事，從何說起？
　　──從《奧戈》談書寫澳門　　　李展鵬

　　身在捷克，在一個偌大的劇院，跟過千的西方觀眾一起看《奧戈》的經驗是很奇妙的。那種奇妙，不只是因為在一個東歐國家的電影銀幕上看到最熟悉的澳門──荷蘭園、望德堂、八角亭、阿婆井，還有的，是看到一個其實沒太多人關心的澳門故事如何被帶到國際舞台上，而又得到西方觀眾的認可。澳門故事，原來可以這樣打動地球另一端的觀眾。

　　《奧戈》這次出征捷克的卡羅維發利（Karlovy Vary）國際影展，意義非淺。首先，這影展的知名度雖然不及康城、柏林、威尼斯，但它其實也是歐洲所公認的一級影展。這次雖然沒有得獎，但在官方刊物上，好幾個大會指定的國際影評人都給《奧戈》甚高評價，實在雖敗猶榮。另外，遠在捷克重看《奧戈》，我也再次思考：澳門的故事，從何說起？由誰說起？

本土創作人的本土視野

　　近幾年，澳門不少藝術作品都著力書寫澳門。回歸後對自我身份的尋索，賭權開放後對社會問題的反思，刺激很多創作人反思這個城市的種種。影像方面，我曾經冒著被批評為“言過其實”的危險，把近年本土紀錄片的興起稱為“一個新浪潮的誕生”，我又把朱佑人及許國明等合導的《堂口故事》稱為“澳門第一部城市電影”。劇場方面，無論是許國權嬉笑怒罵的作品、莫兆忠充滿反思的小劇場作品，或是石頭公社用舞蹈劇場作出的社會批判，都回應了社會。小說方面，有寂然繼續用實驗性的敘事方式寫澳門的陰暗面，有太皮用個人成長歷程與情慾探索側寫澳門，有鄧曉炯用科幻題材思考澳門歷史。這些創作人都為新世紀的澳門寫下了值得嚴肅對待的文本。這些作品，從本土出發，反思今天的澳門──一個帶著複雜的歷史、曾經平靜、近年迅速被捲入全球化浪潮的小城。

無可否認，如果有人要寫澳門的藝術文化發展史，以上的本土創作人都不可不提。不過，由內地導演張弛執導的《奧戈》卻提出了一個有趣問題：如果由所謂的“外人”來書寫澳門又如何？這個問題不好回答，首先，近年的澳門人對“外人”沒什麼好印象，從外資到外勞到旅客，都彷彿令澳門人反感。如果談到書寫澳門就更甚，由於長期沒有自身的強勢媒體與創意產業，澳門的形象一向由別人（主要是香港人）越俎代庖來呈現。而無論是舒淇的《游龍戲鳳》或薜家燕的《十月初五的月光》，都把澳門當佈景板，沒能呈現真實而立體的澳門。種種原因，令澳門人覺得要自我書寫，應由自家人創作本土故事。而的確，無論是許國權或朱估人或寂然的澳門故事，都證明了本土創作是不可或缺的。

廬山以外看廬山

但《奧戈》的意義，卻又似乎說明了由“外人”書寫澳門的優勢。如果說上述創作人的強項是立足澳門書寫本土──例如朱佑人的《堂口故事》拍出生動的社區鄰里人情，許國權的《七十三家半房客》中的笑話處處取材自民間生活，那麼，《奧戈》的強項則是從澳門看世界，而不是只聚焦在澳門。半年前首次看《奧戈》，我在文章中寫道：“《奧戈》不只讓澳門的某片空白得到著色，它還在全球文化的地圖上，點出了澳門的位置。”是的，儘管電影的瑕疵顯而易見，但《奧戈》的最大價值是導演不只把它當成一個澳門故事，而是把它放在一個全球的脈絡去看；片中土生葡人面對九九回歸的迷惘，帶出的竟然是不少現代人都會感受過的對自身城市的疏離，是不少經歷上兩個世紀的殖民時代的地方的人都會有過的對身份的追問以及對根源的探求，還有的是在今天的全球化世代的流動故事。這些視角，在很多本土作品中都是缺席的。

電影《奧戈》原小說《奧戈的幻覺世界》作者廖子馨早在十多前就很有先見之明地發掘了土生葡人的題材；當時澳門面對回歸，有那麼多題材可寫，她偏偏看上了土生葡人的身份錯亂與文化混雜，並透過主角奧戈交疊的幻覺呈現一種迷失。而這種題材，別說是在外地，就是在澳門都沒多少人談論。但是，這小說就是被法國人相中，出版了法文版。十多年後，電影籌拍，導演張弛也是因為法國人對此題材的高度興趣而決定開拍。也許《奧戈》跟法國特別有緣，不過，法國人不只一次對土生葡人的故事感興趣，是因為這故事的世界性，它觸動了曾是殖民者的法國人。有趣的是，廖子馨不是土生土長澳門人，張弛是內地導演，而恰恰是他們看出了澳門不起眼的小族群的小故事，並把這故事的普世意義點出來。這也許就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原來，所謂外來者的眼睛的確有穿透力。

在捷克的首映禮上，主持人這樣介紹《奧戈》：因為捷克曾經被德國佔領，因此不少捷克人的姓氏是德文，他的名字就是一例，這有時造成了他身份困惑。短短的一番話，證明了他看《奧戈》的最大收穫，不是令他認識了遠方的澳門，而是令他看到了自己的歷史文化。《奧戈》的普世價值，在此已經彰顯。

後殖民自我書寫

一個曾經被殖民的地方如何自我書寫？這是當代顯學後殖民主義的重要議題。因為，殖民者通常會抹去了殖民地的自身歷史，甚至是其文化及語言，因此，後殖民的創痛不只是曾經被佔領，還有其文化歷史與自我書寫能力的喪失。而澳門的問題，一方面是回歸前本土歷史不全，另一方面回歸後又被宏大的國族論述掩蓋；這樣的夾縫中，澳門人本身沒多少書寫自我的空間。兩位後殖民大師史碧華克（Gayatri Spivak）及霍米巴巴（Homi Bhabha）及對此的見解有所不同：前者對於曾被殖民的從屬者的自我發聲，並不感到樂觀，因為早有其他強而有力的論述掌握了從屬者的故事；後者卻相信殖民歷史帶來的混雜文化及矛盾身份，會成為一個地方在文化上的抗爭活力。澳門是屬於哪一種？這個問題不能輕率回答。不過，可以肯定的是，從《奧戈》可知，澳門的故事絕不應被小看，它有其世界性，可以感動遠在地球另一方的人。

那麼，本土創作又如何？出自澳門人手筆的創作，仍然非常重要，仍然要繼續被支持鼓勵，甚至引入政府資源及相關機制加以扶植，因為，只有他們可以發出最本土的聲音。然而，《奧戈》也證明了書寫澳門的不必是澳門人。一個好的創作人，自然會從澳門故事發掘出它的意義──一些可能連澳門人都不曾注意的意義。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演藝版, 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