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華麗上班族之生活與生存》，除了討論它的劇本、主題、人物之外，還有什麼談論方式？

　　早在兩年前，《水滸傳》來澳引起爭議之時，我就打算撰文討論，文章標題都想好了，就是“林奕華的小便池”。不過，在一次對林奕華的訪問中，聽他對自己的作品已經分析得很清楚，我也覺得沒必要再添加什麼說明。但兩年後，他的新作仍然備受爭議，我便想起那篇沒有成文的“林奕華的小便池”。那麼，為什麼是小便池？

為什麼是小便池？

　　一九一七年的紐約藝術圈發生了一件大事：有人把一個小便池送到美術館參展！此君就是來自法國的藝術家杜象(Marcel Duchamp)，也是達達主義的代表人物。這個名為“泉”(Fountain)的小便池，是他對當時藝術界的挑釁。經歷了慘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杜象等藝術家被一種虛無主義所籠罩，他們覺得既有的社會價值、美學標準都已破裂，因此尋求一種新的創作語言跟社會對話。後來，《泉》成為了當代美術史上不可或缺的作品。它的價值，不是在於它是否美觀，是否巧奪天工，而是在於它打破了當時對於“何謂藝術”的狹隘定義。自此之後，可以進入美術館的作品已不再只是精美油畫或精細雕塑，而可以非常多元化，範圍非常寬廣。

林奕華的作品，令我想起了這個曾經震驚美術界的小便池。談林奕華之前，必須了解他的創作時代：來到廿一世紀的今天，劇場明顯已經不處於文化的風眼。十數年前，我在台灣求學時曾經見證小劇場的風光，當年那些劇場作品一方面在藝術風格上大膽開拓，另一方面在社會議題上奮力發聲。但後來，小劇場失去活力，先鋒的語言幾乎喪失與當下社會對話的能力。小劇場的沒落，不單單出現在台灣，而是整個創作媒體走到瓶頸，而淪為一種小眾的精英文化。另一邊廂，在香港，因為《我和春天有個約會》的成功，杜國威式的通俗劇場興起，劇場一下子成為一種流行娛樂。這類作品很受歡迎，但它卻似乎沒負載多少思考深度與批判意識。那是一種可以不必思考的大眾文化，跟電視婆媽劇不遑多讓。
　
　　正當劇場創作走到這樣的困境──不是太小眾就是太通俗，林奕華的作品走出了第三條路：他的作品並不艱澀，尤其是他近年的不少作品，更充滿娛樂性，然而，他的作品又絕不是杜國威式的淺俗平面，而是滿帶批判性。十年前，我首次進劇場看其作品《愛在考試的季節》，是他一系列反思香港教育制度的作品之一。針對教育制度不鼓勵學生發問的弊端，整個劇幾乎所有台詞都是問問題。禁忌的性問題、少年的愛情困惑、對學校制度的質問、對人生意義的質疑，一群學生演員用三數個小時不停的問問問。完全沒有劇情可言的戲，在數不盡的問題之下，時而幽默，時而沉重。最點題的戲，是有個女學生出來背誦一篇很長很長的古文，在觀眾驚嘆她的背書能力──同時也是哀嘆填鴨式教育──的同時，現場卻播出陳奕迅的《我的快樂時代》的卡拉OK版──這是當時最流行的K歌。瘋狂盲目的背書，並置著流行文化；一時間，教育與成長的距離，學校與社會的距離，書本與感情的距離，在荒謬的場景中表露無遺。

如何定義林奕華？

當時，我就知道要定義林奕華不容易，他的作品沒有要當高雅藝術的意圖，不然不會有那麼多的粗口與性愛，他的作品沒有擺出一種“佢明你唔明”的精英姿態，他多麼渴望跟普羅大眾溝通，然而，他又不是通俗的，他的作品並不容易消化，你識得笑不代表你真懂了他的社會批判。到後來，《快樂王子》起用吳彥祖探討慾望；《東宮西宮》在香港政局風起雲湧時，對社會時事諸多嘲諷之餘，另附一封發人深省的香港家書；《包法利夫人們》則用台灣電視節目的模式反思物質主義。風格各異的作品，像一個個的小便池，充滿挑釁性，有時令人不安，令人不知用何種標準定義歸納。

　　到了兩年前的《水滸傳》，林奕華把劇場的笑鬧推向極致之同時，卻也把思考的深度推向另一層次。看似瘋狂的九個男人的鬧劇，卻是對每一種我們的文化中視為理所當然的男性特質──包括勇敢、決斷、獨立、風流──進行拆解。《水滸傳》從中國傳統的英雄典範，到香港黑幫電影中呈現的完美男人形象，步步進逼地詢問：男人是什麼？看這個作品，不必懂很多性別理論，就在我們嘲笑劇中那些男人──娘娘腔的黑幫大哥、怕死的大男人、尷尬地談到刀／陽具尺寸的英雄、有同性戀疑雲的老大──的時候，男人的刻板印象，以及伴隨而來的男權意識，竟在不經意中被消解怠盡。那是我一次痛快淋漓的觀劇經驗，也是林奕華作品的一次高峰。

拿什麼標準看戲？

　　是的，當戲劇在社會上已經成為一種邊緣的、弱勢的文化，當劇場在社會問題的論述上幾乎是缺席時，林奕華多年來不斷開拓劇場的可能性，讓劇場介入社會，他也不斷擴大進劇場的觀眾群──而這些觀眾從劇場帶走的，也必定比寶珠姐的影迷要多。最明目張膽時，他用《東宮西宮》直接談董建華；很含蓄時，他用《半生緣》示範用舞台跟文學名著對話的可能性。因此，有沒有明星，是否有完整劇情，是否講粗口，都已經不是重點，重點是，因為林奕華作品的出現，劇場的定義從此寬廣了、多元了。只是，很可惜，有些觀眾、評論人，甚至是戲劇頒獎禮都沒能追得上時代的轉變與林奕華的轉變，仍然用舊有的標準看他的戲。於是，看慣前衛劇場的人說他已經向市場低頭，看慣傳統戲劇的人又用起承轉合等標準說他不達標。他們不知道，很多有關劇場、有關藝術、有關文化的舊標準，在這個時代已經失效。這是個facebook時代，是個youtube世代，現在的年輕人受不了畢卡索搞不懂阿倫雷奈，如果我們不是對當下社會文化的急劇變化視而不見，我們應當贊成，有些藝術作品已經失去活力，有些藝術標準已經不合時宜。就像當年在紐約，藝評人不可能用筆觸、意境、美感等標準看一個小便池。

這就是我對《華麗上班族》的相關評論的失望。不加思索的挪用舊標準，根本沒辦法好好討論林奕華作品。那麼，這是否陷入一種沒有標準的虛無？與其這樣問，倒不如問：現在的標準夠用嗎？足以處理這個時代的問題嗎？而當藝術背負上那麼多既有標準的時候，創作本身又會否變得封閉保守？藝術界又會否變得法西斯、容不下異已？

　　因此，我在此呼喚的，是一種新的對話方式，是一種新的評價標準。我未必對《華麗上班族》推崇備至，也未必是個忠實林奕華擁躉，然而，對於他在劇場創作上的開拓──就像當年杜象敢冒犯天下把小便池送進美術館，我必支持與欣賞。時間總會藉著藝術史，用新的標準告訴我們，《泉》與林奕華作品的意義與價值。(create_adam@yahoo.com.hk)
　　
澳門日報演藝版3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