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多月沒有正經寫過一篇文章了，
以下是虎年（也是2010）年的第一篇。
沒有文章面世的這些日子，
分別有兩位小友問起我的文章，
一個說我很久沒寫電影了，
另一個叫我快點寫長文章。
一個作者的老懷安慰，莫過於此。
　　

遲來了二十年的《阿飛正傳》
　　　　──談《奧戈》

雖然遲到了二十年，但畢竟，像《奧戈》這樣的澳門電影還是被拍出了。電影可以挑剔的地方是不少的：演員表現未如理想，個別場面設計生硬，結局草草收場。然而，《奧戈》的重大意義，卻是它填補了過去十數年來澳門文藝創作的一個空白：困擾了澳門人廿年的問題，纏擾了澳門人廿年的心事，都被《奧戈》說破了。

「現在幾點鐘？」

《奧戈》究竟填補了什麼空白？不如從廿年前的《阿飛正傳》說起。時值一九九０年，香港人人心最徬徨之時，《阿飛正傳》在爭議聲中誕生。片中的旭仔，什麼都不在乎，他一心只要尋回根源──她的生母。然而，他的追尋落空了。電影中，多次出現的大鐘，以及不同人物多次的詢問──「現在幾點鐘？」表現出對時間的焦慮，一種九七前的倒數心情。片中的人物，多處於漂流或無家的狀態：旭仔遠走菲律賓，阿潮要當海員，蘇麗珍從澳門到香港工作，露露踏上了注定落空的尋人之旅。類似的人物、情節、對白，不都在《奧戈》中出現嗎？奧戈尋找的是生父，戲中人也常問起時間，他們每每在回家與離家之間掙扎，他們都在尋尋覓覓……

《阿飛正傳》的時代意義是它點出了當時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危機與漂流的狀態。當時，幾乎是一整個年代的香港電影都在處理相類似的議題：關錦鵬拍出了《人在紐約》，中港台的華人沒有例外地無根漂泊；許鞍華拍出了《客途秋恨》，從英國、日本、大陸到澳門的旅程，只為尋索一種香港身份；嚴浩拍出了《似水流年》，一個香港女人透過回鄉之旅尋找心靈與身份歸屬；主流電影也不例外，在徐克的世界，無論是清末的亂世，或是未來的妖獸都市，反映的都是香港在歷史夾縫中的處境。這種焦慮，刺激了很多導演創作，形成九十年代香港電影的一道至今為中外學者津津樂道的風景。但反觀澳門，雖然跟香港的情況不盡相信，但難道我們就沒有身份認同的問題？難道當時的移民潮沒有給我們漂泊感？

這就是《奧戈》的重大意義：廿年來沒有被好好表達的澳門人心情，它一如《阿飛正傳》用委婉的方式道破了。就像旭仔表面看來與一般香港人無關，奧戈的故事彷彿只是一小撮澳門人的事，但事實卻非如此。面對回歸，奧戈這個土生葡人的焦慮也是很多澳門人的焦慮：我們的身體要歸屬何地（要移民還是不移民）？我們的心靈要認同什麼（是澳門人、中國人，還是中國澳門特區人？）《奧戈》的場面很有點題作用：奧戈是個海關關員，他有時看到大排長龍的過關人士，他有時又獨對空無一人的出入境大堂。一個時代的人心躁動，表現在海關這個流動之地。

 「這

「這還是我土生土長的地方嗎？」

電影中，一邊打麻將一邊閒聊政治大事的場面，也是《奧戈》的澳門人心聲所在。香港詩人兼學者也斯曾這樣評《阿飛正傳》：電影表面上沒什麼戲劇性，但它其實在抗拒一種政治的宏大敘事，也就是用「無故事」抗拒「歷史故事」。《奧戈》表現了土生葡人面對回歸的無力感，政治大事只是電視機上的報導，而民間又另有複雜心情。這一筆書寫，竟然在今天得到不少澳門人的共鳴：文友花語在她的專欄中，就從當天的奧戈看到今天的澳門人，兩者同樣身處自身的城市而感到疏離：「回歸前的葡裔人士如此，回歸後的澳門人也是如此。」另一文友翠菊則對澳門發問：「這還是我土生土長的地方嗎？原來，我們已經不知不覺地成為了奧戈的化身。」當《奧戈》書寫的似乎只是廿年前的某一小撮人，它巧妙地代表的其實是普羅大眾在歷史洪流與政治大事面前難以言喻的心情。

奧戈不是電影中唯一一個面對流動的徬徨的人，片中幾乎每個人物都身處流動狀態。有人從澳門遠走葡國，又有人從內地移居澳門。電影另一觸動人心的一幕，是奧戈跟一個內地女子在酒吧的對話：她說，如果留在家鄉，她可以預見廿年、四十年都過著同樣的日子，因此她要離鄉闖一闖，奧戈卻回應道，也許一種沒有變化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呢。這場戲把《奧戈》的意義從本土性提昇至全球性。流動在這個世代，已經不只是特殊政治環境下的產物，而是一種普世現象。然而，以上的對話告訴我們，在整個世界的流動性越強之同時，根源與歸屬卻又越來越被渴望。到底是可以流動比較幸運，還是死守一個地方最快樂？這是這個時代的不解難題。

在身體與身份認同都在流動之時，《奧戈》進一步說明：文化從來都不是靜止的，它也處於變動的狀態，而越趨混雜。麻將枱上談論葡國雞的段落，微妙地預言了奧戈尋索根源的失敗。在葡國，其實是吃不到葡國雞的，那是一種土生菜式，那是一種文化混雜下的生成物，它沒有單一根源。因此，當奧戈真的遠走葡國，那個他以為是他真正的家的地方，卻是處處令他感到陌生。他早該知道，葡國沒有葡國雞，在葡國要打麻將也只能去一個叫「澳門之家」的土生俱樂部。這是《奧戈》在意識上深刻的地方，電影反思什麼是家，什麼是文化根源，但並不提供切實答案──因為這些問題根本是無解的。最後，奧戈決定不去見生父，因為生父是誰已然不重要，因為他已經領悟到那條「根」不可能就好端端在葡國等他。土生本來就是混雜體，是值得驕傲的多元文化，勉強去定義什麼是它的「根」是徒勞無功兼沒有意義的事。而澳門人與澳門文化，也是如此。

外人的眼睛，最亮的眼睛

儘管瑕疵不少，但《奧戈》可說是澳門文學及電影創作的里程碑之作。至少，這十年來似乎沒有文學或電影作品挖掘這樣的澳門問題。當然，一定有人質疑：導演張馳是內地人，整部有關土生葡人的電影也沒有土生參與，怎麼可能忠實表達澳門的情懷及土生的心情？我的想法剛好相反。後殖民主義大師霍米巴巴（Homi Bhabha）曾經說過，最能看穿這個世代的人，就是移民，因為他們活在文化的夾縫與邊緣，擁有「最真的眼睛」（the truest eyes）及「雙重視野」（double vision）。這也許就是《奧戈》之所以獨到的原因：小說原創者及電影編劇廖子馨在南亞長大，不算是地道澳門人的身份反而賦予了她看透澳門處境的視野──因為，廖子馨本人就是位處文化與政治邊緣的移民，也自然對身份認同、文化歸屬等議題特別敏銳。片中的土生，其實可以作為一種隱喻，不必盡是寫實。至於導演張馳，也為電影注入了不同視角，片中兩個內地女子的書寫，在在深化了整部片的主題。而最叫人欣喜的是，作為慶祝回歸十周年之作，此片毫無半點主旋律味道，它反而是以十年前的不安、灰暗、徬徨，去回應回歸十年後的今天。

以《阿飛正傳》為代表等的一系列香港電影，書寫的不只是香港的問題，而是從殖民走到後殖民、再加上全球化洗禮的整個世代的文化問題。英美學術世界對香港電影及其表現的當代文化的興趣，多年來有增無減。在這方面，因為創作不蓬勃，澳門空白了二十年。終於，像《奧戈》這樣的作品出現了，它填上的這一筆，不只讓澳門的某片空白得到著色，它還在全球文化的地圖上，點出了澳門的位置。二十年雖然漫長，但遲來的春天卻是風光明媚。（create_adam@yahoo.com.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