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海嘯之下，
我們要政府檢討財金政策，
我們也從新思考投資策略。
然而，有多少人會反省一個最根本最切身的問題－－
也就是我們是如何看待「消費」這塊資本主義社會的最大基石？

消費券的盲點與謬誤 文:葉輝

政府要是真的向每位市民派發一千元至二千元的消費券，能否真正刺激消費，論者大多存疑，也許，這是一套交織了商家本色與福利至上的「消費思維」，問題還不在於社會效益，而在於完全忘記了這場金融海嘯為什麼會爆發，忘記了經濟嚴冬根本就是過度生產與過度消費的惡果，在這合該反思消費的時刻，竟然妄想刺激消費，也許就是某些人無視社會生態盲點，以及謬誤。

「炫耀性消費」的苦果

金融海嘯的元兇正是美國的次級房產按揭，以及金融衍生產品所導致的過度信貸，毫無疑問，那是過度消費甚或是「炫耀性消費」（Conspicuous Consumption）的惡果。早在十九世紀末期，美國經濟學家魏伯倫（Thorstein B. Veblen）在《有閒階級論—— 關於制度的經濟研究》（TheTheory of the Leisure Class - AnEconomic Study of Institutions）一書已經提出消費文化的本質：商品要是超出實用和生存所需，目的就只有一個，那就是藉消費能力向他人炫耀自己的「社會卓越地位」（social distinction），這種非理性的消費行為就是「炫耀性消費」。

根據英國文化評論家史托里（JohnStorey） 在《文化消費與日常生活》（Cultural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Life）一書分析：魏伯倫所論述的「炫耀性消費」，正是批判以消費作為權力的賣弄，具有高消費能力的「有閒階級」製造了一個形象，足以改變整個社會生態，使之不事生產，轉而投注於文化消費的揮霍——有閒階級的表徵不僅展示購買力和卓越地位，最嚴重的影響在於提倡一種生活態度：他們富有，所以只消費，不生產。

金融海嘯爆發前夕，全球城市仍沉醉於「豪華消費狂熱」，今天終於嘗到「炫耀性消費」的苦果了。

也許還可以從另一角度反思消費文化——《貨幣戰爭》的作者宋鴻兵早前接受媒體訪問，比較了次按風暴所引爆的金融海嘯跟一九二九年經濟大蕭條，他認為兩者最大的區別在於：大蕭條時期的信貸過度擴張是基於供應方與生產方，次按風暴的信貸擴張則基於消費方與需求方。也許有人會不同意宋鴻兵的說法，但至少要同意一個事實：供應方與生產方要是無視經濟大氣候，妄想逆流推動「消費思維」，消費方與需求方要是無法解除「消費迷思」的緊箍咒，不懂得反思消費的本質，最終不免陷於人生困境——這是倡導消費券的議員（不管是商界背景的，還是「為民請命」的）必須引以為戒的歷史教訓。

歐文．費沙的「第二人生」不少經濟學家和財經作者近來都提到一位已故的美國經濟學家——歐文．費沙（Irving Fisher），引述他在一九三二年出版的經典著作《繁榮與蕭條》（Boomsand Depressions），因為他的論點在七十多年後的今天大多應驗了——嚴重負債的個人和企業通常會拋售資產以償債務，而大量資產在同一時間拋售資產，便會形成恐慌性拋售，導致市場價格急劇重挫，資產價格通縮勢必演變成惡性循環——恐慌性清償債務的後果之一是經濟嚴重衰退。

歐文．費沙的傳奇一生，在今天看來似乎滿有教誨，倒是一個勵志的故事。在一九二九年十月爆發股市大崩盤之前，他一直是大好友，深信美國經濟正值高峰期，還發明了一套可顯示指數系統，取得專利，開辦公司，更與競爭對手合併，賺了大錢。可在經濟大崩潰之後，股票都變成了廢紙，他損失了約一千萬美元，他破產了，聲譽因而大受打擊。可他就是不服輸，閉門研究經濟理論，陸續出版《利息理論》（The Theory of Interest）及《繁榮與蕭條》，成為二十世紀最有影響力的經濟學家。

此人早年喪女，中年喪妻，在三十歲左右患上當時的不治之症——肺結核，可他不服輸，往後一直跟病魔搏鬥，活到八十歲。他一生做了別人三世也做不完的事，不但是經濟學家，還是生命鬥士、養生專家。他創辦「生命延續研究所」（LifeExtension Institute），與醫學專家費斯克（Eugene Lyon Fisk）合著《如何生活》（How to Live）一書，向公眾介紹養生之道；還寫了《聯盟或戰爭》（League orWar），呼籲美國放棄孤立主義，參加國際聯盟，為世界和平而努力。或者可以說，經濟大蕭條正好讓他開展「第二人生」——這是多少張消費券也無法購買的。


只取所需與選擇的主權

中野孝次的《清貧思想》就是一本反思消費、倡導「第二人生」的書，十多年前熱賣了一陣子，漸漸就被冷落了，那是因為全球經濟復蘇，消費思維大行其道，滿街都是商品、廣告和崇尚「炫耀性消費」「購物狂」，很多人因而對「清貧」這兩個字望而生畏。其實「清貧思想」所說的不是一般的貧窮，而是個人的思想與意志的積極開創；十多年來，解讀《清貧思想》的文章不計其數，倒以台灣學者傅佩榮的解讀最有意思，他在〈簡樸生活的實踐〉一文提出了兩個準則：其一是「不擁有不需要的東西」，那是說，了解自己的需要，只取所需就夠了，其二是「東西用到壞為止」，那是說，懂得珍惜物質才可以達致「精神保育」。

傅佩榮還提出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如果這兩句話普遍落實，工商企業界不是要倒閉一大半了嗎？現代社會的自由經濟不是以刺激消費來引導生產，由此形成富者愈富的良性循環嗎？」是的，這是迷信消費的社會無可避免的憂慮，表面上不是沒有道理的，在經濟低迷時期，政府和企業都口口聲聲說要刺激消費，此時此刻提倡「清貧思想」和「簡樸生活」，豈不是開倒車？

然而，傅氏曾在荷蘭教了一年書，發現荷蘭國民所得比台灣多一倍，生活卻遠比台灣簡樸，他從而悟出兩條道理：一、簡樸生活不會阻礙經濟發展；二、簡樸是個人主動的抉擇，亦即對物質取捨的主權。

此時此刻，以為消費是唯一拯救經濟藥方的思維陰魂不散，要不是出於一廂情願的愚昧，恐怕就是存心剝奪市民對物慾取捨的主權。

(明報 2008-11-30 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