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篇長長的好文章，作者到尾段才點題，大家要有耐性）

從三聚氰胺到金融海嘯
　　－－告別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二元迷思

作者：許寶強　（９月２１日《明報》）


九月以前，大概沒有多少港人知道什麼是三聚氰胺；直至雷曼兄弟破產，我們才驚覺正活在「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之中。不論是市場還是政府，似乎都未能有效監測潛藏危機，向顧客和市民提出預警。用港式政治家的說法，就是市場和政府都「沒有做好份工」。

表面看來， 「百年一遇」的金融風暴與毒害兒童的三聚氰胺，似乎沒有什麼聯繫，除了都反映了人類的貪婪。然而，人類貪婪並不始於今天，為什麼危機到了現在（而非更早）才爆發？這問題恐怕並非是「人性貪婪論」所能完全解釋。

由問題次按與三聚氰胺引發的風波，從不同的面向反映了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深層次矛盾」。有毒奶粉與金融危機，並非新生事物，但在「問題食品」上經驗豐富的中國政府和標榜市場萬能的美國經濟，這兩大當代資本主義世界的支柱，似乎都無法有效監測、發現、避免或徹底解決問題，讓危機一次又一次出現。真的只是個別壞人或無良企業就能引起這些「百年一遇」的危機？還是反映了資本主義世界運作的結構性困局？如果我們正在面對的問題真的是「百年一遇」，那揦要了解甚至徹底解決金融市場和三聚氰胺的危機，恐怕得首先回顧當代以至過去百年資本主義的歷史，以從中尋找答案。

何謂百年一遇？

據Joseph Stiglitz（http://www.tnr.com/politics/story.html?id=947bf9e5-923b-409a-adac-579658c99ddf）指出，過去三十年間，全球共出現了超過一百次大大小小的金融危機。因此，如果我們仍然接受這次金融危機是「百年一遇」的說法， 隱含的意思， 是認為Stiglitz 所指的大大小小債務和股市危機，規模和影響力都遠比不上是次風暴。也許只有一九二○至三○年代的經濟大衰退，或一八七三至一八九六年的長期衰退，才可比擬。這也是為什麼一些論者把是次金融風暴與二十世紀初，甚或十九世紀末的金融危機相提並論。

意裔美國社會學者阿銳基（GiovanniArrighi ）去年出版的《阿當．斯密在北京——21 世紀的譜系》（Adam Smith inBeijing——Lineages of theTwenty-First Century, New York: Verso,2007），便嘗試從百年歷史的視野，尋找解開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危機的鑰匙。

阿銳基仔細比較了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後和一八七三至一八九六年的金融危機，提出了一些有趣的觀察。這兩次相差超過百年的金融衰退，同樣是在世界的貿易和生產膨脹、製造業利潤率下降，以及世界競爭加劇（十九世紀加入競爭的後進國家是美國，二十世紀的後進競爭者則是德國和日本）的社會脈絡下產生。不同的是，伴隨覑十九世紀的金融危機是長期通縮，而二十世紀的金融危機則在世界性的通脹環境下發生。

阿銳基認為，是次金融「海嘯」，除了由製造業利潤率下降和世界競爭加劇引發外，還與美國近年國際霸主地位的衰落有關，具體反映在其於中東戰爭的泥足深陷。與六十至七十年代的越戰相似，九十年代和911 以後的中東和阿富汗戰爭，使美元大量外流，財政負擔沉重，單是美國國會至二○○六年底通過與反恐和伊拉克戰爭直接相關的財政預算，便高達五千億美元。Joseph Stiglitz 與Linda Bilmes 的新書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 The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 WW. Norton, 2008更估算美國為伊拉克等反恐戰爭支付的真正成本（包括照顧回國的傷兵、現在仍需支付每天超過一百億美元的軍事支出等等），其實高達三兆美元。

從百年視野出發，阿銳基把當代美國這種規模和時間跨度的軍事支出，與十九世紀大英帝國時期比較。不同之處是，十九世紀英國能夠透過迫令其殖民地（印度）的子民當兵（例如到了一九二○年英國駐伊朗的軍隊當中，仍有百分之八十七是印度大兵），以及透過直接控制印度的外匯儲備以支付軍費。
然而，今天的美國只能以不斷發行更多的美元來支付龐大的軍費，這種「無中生有」的印銀紙術，確實在短時段暫解美國龐大軍費支出的燃眉之急，卻同時進一步削弱了早於七十年代初已與黃金脫鹇的美元國際地位，也種下了當代世界性通脹的惡果，進一步迫使（或誘使）世界各地手持日益貶值美元資產的「投資者」，甘冒金融市場不斷上升的風險，義無反顧地參與這場世紀的大賭局。

經濟金融化效果

阿銳基認同經濟史家Robert Brenner 的判斷，認為美國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已陷入經濟衰退，具體的表現是製造業的利潤率持續下降。不過，阿銳基認為，美國製造業利潤下降，並非僅僅由於戰後至六十年代期間的生產過剩，以及德、日等「後進」工業國的強大競爭，還建基於美國工運的持續抗爭，以及最重要的是美國在國際霸權位置上的衰落。

面對危機，自七十年代末開始，美國列根政府推出了高利率政策，使大量資金流入美國，壯大了美國的金融資本，產生了九十年代的短暫繁榮及日後的金融泡沫。

阿銳基指出，這種把美國經濟「金融化」（financialization）的作法，在過去十多二十年造成的「財富效應」，刺激了消費的需求，產生房地產和金融投資的泡沫。

所謂經濟金融化，是指金融部門（包括地產和保險業）佔經濟的比重不斷上升。在八十年代，美國的金融部門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差不多與製造業等同，而到了九十年代，金融部門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份額更超過了製造業。此外，經濟金融化還同時指製造業把資金移作金融投資（投機？），以補償企業日漸下跌的生產利潤。以沃爾瑪（Wal-Mart）取代通用汽車（G. M.）坐上美國經濟的龍頭位置作為案例，阿銳基嘗試說明美國在過去五十年間如何從一個生產大國，逐漸轉化成為一個主要依賴外國產品進口的消費經濟，以及一個以金融買賣圖利的全球金融轉口港。

經濟的金融化所產生的效果，除了負面地影響物質財富的創造和積累外（美國新奧爾良水災的破壞至今仍未恢復，便是一例），政治上也使美國日益受其債權國左右，在社會上則激發經濟水平日益下降的低收入大眾不滿，甚至以種種抗爭來解決他們正面對的生存危機。

儘管在生產利潤率不斷下跌的年代，經濟金融化確實能夠短暫地維持資本主義中心地區的投資回報，但這種並不建基於真正創造新的財富利潤， 只是一種零和（zero-sum）甚至負和（negative-sum）的賭博遊戲，早晚會無以為繼。
經濟的金融化在短期內或許可透過日趨複雜的金融衍生工具來維持利潤，暫時穩定既有的經濟秩序，並實質地把財富從弱勢群體轉移往富豪手上（正如地理學者David Harvey 指出，所謂的「新自由主義」，其實就是一套把財富再分配往富人手上的方法）。但長期來說，金融化也就等同令資金遠離實質創富的場域，進入投機與對賭。經濟金融化之所以能夠讓企業的投資回報不跌反升，歸根結柢依賴一種財富轉移的效果。正如阿銳基指出，一九八○年，美國的行政總裁（CEO）收入相對於製造業僱員的平均工資，是四十比一；二十年後，這比例上升至四百七十五比一。美國CEO 的收入比歐洲和日本的同行，高出二十至三十倍，儘管前者的勞動生產率並不比後者為高。美國的行政總裁之所以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合理化其超高收入，主要利用槓桿借貸，或透過企業合併和收購，甚至直接炒賣金融資產圖利，而非承擔其作為資產管理者的責任——把資金有效地分配到真正能創造財富的領域，以及為投資者管理好風險。

當市場和政府同時失效

正如Joseph Stiglitz 指出，金融市場就像經濟體的大腦，指揮資金的流向，管理交易的風險。然而，當代金融市場這大腦的才華，似乎更多用於逃避規管，而非努力把資金分配到最能創富的領域；或更願意「進取」求利，而非做好風險管理。金融市場之所以沒有「做好份工」，恐怕與資金管理人員只是使用「他人的金錢」進行豪賭，而且失敗的代價甚低有關。這與內地企業和政府就算對問題食品監察不力，付出的代價也極之有限，其實十分類似。

缺乏有效迫使或誘導企業家和政府官員真正「做好份工」的獎懲制度，空談要自由市場還是政府干預，只會令人莫名其妙。如果主宰金融市場的CEO 的獎金花紅，仍然建基於極短期的財務業績，而非企業或投資者的長期回報；如果負責金融產品和食品安全的企業主管和政府官員，未能盡忠職守，失去的仍然僅是他們現有職位，而無需向受害人負責；又如果出了問題以後，社會仍願意或被迫接受「由於出事的企業過於龐大，因此要不顧一切挽救」的邏輯，那麼，正如三聚氰胺與「百年一遇」的危機所顯示，不論自由市場還是政府干預，恐怕都無濟於事。

三聚氰胺與「百年一遇」金融危機反映的，其實是歷史資本主義體系的結構性問題，當經濟周期陷入衰退，企業往往把資金逃往最後的投領地——金融市場，以對賭的方式維持其日益降低的利潤。經濟金融化所產生的效果是財富再分配，令貧者愈貧、富者愈富，位於經濟下游的工人、農民，相對於流動於全球的金融力量，討價還價的能力不斷下降。金融投資（機）本把生產利潤下降的負擔，以外判等方式轉移往低收入地區的低收入戶口，面對通脹和大企業壓價的壓力，一些低收入戶甚至以非法的手段，例如在奶粉中加入三聚氰胺，以爭取較高的收入；正如金融市場操作中，投資銀行也會想方設法在法律範圍內外尋找致富之道。

問題是， 「自由的」金融（和食品）市場並未能像經濟教科書所指般能夠有效地分配資金（和商品），以達致社會生產的最優狀態，同時也未能有效地管理風險；與此同時，負責監管金融市場和食品市場的政府， 亦遲遲無法發現以致改正市場的失效（market failure），結果還是要由納稅人負擔這些危機所導致的各種代價。

從三聚氰胺到「百年一遇」，我們大概應很清楚抽象的「自由市場」和「政府干預」論述的虛妄，也能認識到完全沒有必要接受在自由市場或國家干預二選其一的陳腔濫調。正如長期研究金融危機歷史的已故經濟史家金德爾伯格（Charles P Kindleberger）所說， 「認為政府應當一直干預經濟或認為政府永遠不能干預經濟的說法都是錯誤的」（《瘋狂、驚恐和崩潰：金融危機史》，朱攅、葉翔譯，北京：中國金融出版社，頁2）。真正的問題是：怎樣的國家干預、怎樣的市場規則，才真正有效地分配資源、做好風險管理，從而令各種市場產品（包括金融和食品）適合市民和投資者安全地消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