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續上文對現在澳門現況的思考,
這次推薦這篇文章,作者用「主體性」為題,
討論在社會問題背後的一些契機)

澳門主體性在萌芽滋長　．謝曉陽
(《亞洲同刊》5月4日)

澳門人的主體性雖然沒有完全被澳葡政府殖民化，卻一直被隱埋、壓抑。今天，澳門經濟飆升、申遺成功，人民信心和反思力增強，促成主體性萌芽。


重建自我

從主觀到客觀，沉默到蠢蠢欲動，今天，澳門人的主體性似乎到了萌芽階段。

一五五三年，葡萄牙水兵登陸媽閣廟附近海岸，被視為葡國殖民澳門元年。這四百多年裏的大部分時間，澳葡殖民政府都抱持不作為態度，在教育、房屋，甚至醫療等基本人權上，都缺乏具體政策，與英國殖民香港的管治方式迥異；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火紅時期，兩地各自的反殖民運動以及其後延伸的社會發展，成為澳門人和香港人主體性差異的最大根源。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三日，澳門華人因爭取擴建中文學校引起反殖民運動燃燒至極點，市民衝擊多個政府單位，最後警察暴力鎮壓，致八人死亡，二百多人受傷。事後，北京介入，最終迫使澳葡政府撤換市政廳長及警察廳長，並公開道歉、賠償。經此一役，殖民政府在澳門的威信大大降低，而北京影響力則迅速增加。

一九六七年五月，香港市民因反對天星碼頭加價引起大規模反抗運動，致五十一人死亡，八百人受傷。兩宗同在殖民地發生的運動，卻發展出兩種截然不同的官民關係，並在兩地社會形塑出兩套不同的意識形態。在澳門，當年運動被稱作「一二．三事件」；在香港，則被稱作「六七暴動」。

「一二．三事件」後，因中共建國紛紛發展或成立的華人社團的凝聚力越來越大，成為抗衡澳葡政府的很大力量。他們經常代表佔澳門百分之九十五人口的華人發聲，向殖民政府爭取權益。同時，這個殖民政府為了鞏固統治權，以葡語作為考取公務員的條件，以致出現大部分中高級公務員都是葡裔人士，造成華人與殖民官僚體系的長期隔閡。但隔閡，反而保留了華人在殖民統治下的潛藏主體性，這跟港英政府在七、八十年代銳意建構香港意識，逐漸吸納中高層華人進入官僚體系很不一樣。

澳葡政府的教育制度也是促使當地華人主體性某程度上較少殖民化的原因。澳門少數提供免費教育的學校中，都是以葡文教育為主，而其他大部分就讀中文或英文學校的學生，卻需繳交學費、書簿費。由於葡語在國際上屬弱勢語言，加上不被政府積極推廣，一個中學畢業生很可能連一句葡文都不會聽不會講。葡語在澳門的弱勢，造成中文的強勢。共同語言，是一個群體建立主體性的基礎。

主觀上，澳門人也許具有建立主體性的條件，但在客觀上，這種主體性卻是被隱埋的。如果說，主體性是客觀環境的反映，而大眾傳播又是塑造主體性的有效媒介時，那麼人們對西貢的記憶大部分是戰爭和異國情緣，對巴黎的第一印象是「浪漫」的原因就不難理解了，因為映像塑造了這些城市的形象；儘管巴黎人不覺得自己浪漫。

澳門，同樣是一個被媒介塑造的城市。一九七九年一部香港電視連續劇《過埠新娘》中那位從澳門嫁到香港的女主角，就是以一個純樸、鄉土的形象出現在觀眾眼前，香港媒體透過他們的觀察告訴澳門人：「你們是樸實、傳統的一群。」澳門媒體在當地的影響力從來都很微弱，當地人從小就開始看香港的電視連續劇、電影，崇拜香港的明星、歌星，無從建立起具有本地意識的人和物。因此，當巴黎人在抗拒「浪漫」時，不少澳門人對「樸實」也欣然接受。再加上港澳兩地的經濟力相距甚遠，澳門經常被比下去，以本土為榮的主體性不易成長。

然而，澳門人長期被隱沒的主體性近年起了很大變化。在博彩業和大陸自由行客帶動下，澳門經濟突飛，人均GDP已超越香港。但這種經濟狂茚卻突顯政府的政策滯後，以及狂茚所造成的物慾橫流、人心及文化被腐蝕。

二零零四年，澳門歷史城區登上世界文化遺產的榜單。經濟力上長，增加了澳門人的自信心，使他們有勇氣站在更高的位置，觀看自己，遙望世界；文化價值的提升，讓澳門人在這快速轉變的環境中找到沉澱的空間，去反思GDP不應該是唯一的進步價值。就在自信心和反思力這兩種肥料的栽種下，澳門人原本那被埋沒壓抑的主體性，今天逐漸萌芽、成長，也許會成為重要的公民力量，在社會變化過程中就像一個領航員，將澳門引向一個文明發展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