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必須跟你說,從「荒原到遊樂場」的概述性比喻太好了,
事實上,從艾略特的《荒原》到後現代論者常以遊樂場作當下文化的代表,我們的文化也走了好一段路,已是八十多年了。
是的,對於消費與流行文化的能動性、顛覆性與解放性,其實是應該謹慎評估的。你提到的性別問題是很好的例子,現在,從女性、同性戀、變性人到易服者的解放,無一不在經驗與消費之下運作。就是樂觀,似乎也要「謹慎樂觀」呢。
小弟,我現在還在英國呢,要九月份才回澳門!!

　　展鵬兄，從荒原到遊樂場的說法是我的構思，主要是基於一些個人主義與社群主之辯上，亦有涉及絕對與相對真理之辯。這是對世界體驗的改變，從統一的主體變成分裂的主體，從追求真理到體驗各種話境下的真理。這的確使人從荒原的體驗變成了遊樂場的體驗。不知道這種對世界的體驗與你所說的荒原上的遊樂場有沒有關係？

　　但相對於過份樂觀的、認為消費是主動性的提高的人來說，我比較謹慎。例如某些樂觀的女性主義者天真地以為透過消費所帶來的身份多樣性就可以使女性在父權社會下解放出來。但，一旦認為女性是在男人的GAZE下才形成的，那麼，所有這種身份多樣性不過也只是男人快感的來源（制服誘惑，學生妹，人妻，熟女，女社長......）。

　　展鵬的文章明顯懸置了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之爭。這的確變成了：話說權爭奪戰的問題。

　　我剛回到澳門，有機會的話可以出來與幾位聊聊天討論問題呢！

謝謝留言!!你們幾位的留言令本台看來非常有氣質,一點都不惡俗,哈哈!!
樂水小弟點出了好幾個重要問題:
1-沒錯,就是法蘭克福學派的”傳人”都有反對對流行文化全然悲觀的人,其中我相信最有趣的人是班雅明,他甚至把消費看成了一種救贖;
2-的確,當下的文化已幾乎不能用高級文化與流行文化截然二分,其實大家都在爭奪話語權;這正是拙文想提出的文化是一個戰場的觀點;
3-主體性是一個重要問題,在當下的文化環境,流行文化的爭論常常是:對流行文化的參加是否一種主體性,或是個體的能動性?而消費行為又能帶來多少的能動性與顛覆性?
樂水的”從荒原到遊樂場”的說法太好了!你可是你的構想?這令我想到宮歧駿的《千與千尋》中那個意味深長的荒廢遊樂場...

小脂先生所謂的批判話語的庸俗化，和別人所說的”一切都將被物化”差不多。資本主義的力量在於其融和一切物化一切的能力－－這不正是很多馬克思主義者所提出的嗎？有異與法蘭克福學派的精英主義和悲觀主義，我並不認為一切流行文化都是惡俗的。老實說，Adorno後期也在暗示留聲機的好處，可見貴族主義的前輩們也並非完全否定大眾文化。

　　我認為問題最為關鍵的是，我們如何定義大眾文化，如果去區分大眾文化和精英文化。這種區化中的權力安排又來帶多少地位和快感。要是高級文化只是由於權力鬥爭而來，下層人士的娛樂態度和講閒話態度正正是在某一方面顛覆了高級文化的話語。巴赫金所謂的狂歡的顛覆性正在於此。

　　另一個關鍵問題是主體問題。Adorno之所以批評大眾文化，是因為大眾文化強加了很多意義給大眾，使他們不能擺脫社會的控制。這種主體觀預設一種先於社會的”解放的”個體，又認為只有透過擺脫社會的影響才能獲得解放，但福柯維特根和海德格不是恰恰證明了人不可能先於社會和先於語言嗎？這裡的問題關鍵是，當今的主體是一種怎樣的主體。

　　記得上年暑期笑姐約我吃飯，我說當下的文化（特別是高尚文化）正從荒原走向遊樂場，正從”找不到出路的痛苦”走向”荒原上建起遊樂場”，這也意味著單人的個體走向分裂的個體。我想，讀過些後現代理論和後現代性社會學的人都會懂得我在說些什麼。可惜的是，笑姐和陳Sir都客氣地微笑一下，說我”非常有趣”。

謝謝兩位的嚴肅討論。
我都很認同你們的意見,只是,當流行文化的強勢已是事實,我現在常常思考我們的文化如何「面對現實」的問題,也就是用現有資源進行顛覆。
最初接觸歡慶式後現代主義時,也對他們全面肯定消費的意義,並深信消費帶來解放力量的論調充滿疑惑。但是,當這個問題一直在我腦中打轉,我卻不得不承認消費的某種正面力量:
如泰國,本是佛教國家,但因為旅遊業帶動色情事業,連帶帶來非常開明的性文化--它是當今亞洲對妓女、變性人、同性戀最寬容的地方.....
如旅遊業的興旺,當然是商業運作,但無可否認它吸引大量的人出外開拓視野,而自助旅行的勢頭更是令人樂觀地好.....
如城市空間的問題,行人專用區當然是鼓勵更多的消費,但已有論者指出這種城市空間會被利用作另類的用途--如香港旺角的行人區,會有政治街頭劇、反政府的簽名攤位、慈善團體的活動...

我要聲明:我是還沒有結論的。我只是一直在嘗試發掘消費背後的正面意義--這也許是我體內的樂觀性格使然吧。所以有時我想,做學問到了最後,其實是人格的問題、信念的問題--也就是研究者選擇了什麼去相信的問題。在人文學科尤其如此。

荷里活的話語權今天幾乎到了“霸權”的地步。究其根本，可能還是因爲它的“淺顯通俗”。“俗人”當道的消費主義年代，人們對於“精致文化”或多或少都有着一些抗拒感，一切都要：“給我娛樂，其他免談”，因此，荷里活（或者說通俗文化）正因爲不需要包含太多的思考，又盡含聲色娛樂刺激，而橫掃全球各地。

荷里活得厲害之處還在，它沒有自己的文化底蘊，更沒有歷史的包袱，對什麽也可以拿來用之，像金庸的“吸星大法”，從達芬奇密碼的宗教到美麗境界的數學博弈，取而化之，化而用之，荷里活盛景後面，也很有幾分道家的“無，即有”的意味呢。

比較近的，想起了鄰埠的詹瑞文，還有他的“男人之虎”和“萬世歌王”。

每一種話語總會出現正反兩面的社會影響。當代流行文化的吊詭，或者說叫批判者氣餒的地方，就是當它稍有顛覆性內容出現的時候，這種顛覆性很快會淪變為一種消費性狂歡，其顛覆意義轉瞬間消失得無影無縱。像《達文西密碼》，如果當中有什麼顛覆意義，如今也淪變為一項旅遊宣傳的噱頭；當遊客人手一本《達文西密碼》去逛羅浮宮時或西敏寺時，有多少人會記得或深思當中的顛覆意義呢？這就是當代消費主義叫人心寒的地方。它有能力把任何有意義的嚴肅議題轉換成娛樂玩笑，所有的崇高被消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