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紀元 揭露中共活摘人體器官 新書登暢銷書排行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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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揭露中共活摘人體器官牟利的新書《國家器官：移植在中國被濫用》(State Organs: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簡稱《國家器官》)今年7月發行後，在加拿大溫尼伯市(Winnipeg)作為平裝非小說類書籍，9月2日，升至新一週最暢銷書的第三名。

中共活摘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的一些證據浮出水面後，國際著名人權律師麥塔斯(David Matas)及加拿大政府亞太司司長喬高(David Kilgour)對該指控展開了獨立第三方調查。結果至少發現了52項可以證實的證據，證明中國存在從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做移植的暴行，而且大部份受害者是法輪功學員。2010年出版的《血腥的器官摘取》收集了有關的證據。

3年後，「活摘器官」被更多人瞭解及關心。這次的新書《國家器官》有12名來自4大洲的作者，其中5人是醫生，1人是醫藥倫理學家。

《國家器官》作者及編輯之一麥塔斯對《大紀元》表示，與《血腥的器官摘取》相比，這本新書包括了一些數據的更新，更重要的是有更多人參與，「這是一次集體的行動」。

他說，新書還包括了一些之前沒觸及過的層面，比如醫藥等行業的參與，作者們從不同的角度解讀中國濫用器官移植的問題。

《國家器官》的另一位編輯崔雷(Torsten Trey)醫生是「醫生反對強摘器官協會」(DAFOH) 執行總監，他認為中國器官移植的第一件怪事，是可以在很短時間內獲得合適的器官。他說，如果跟西方醫生說，中國可以在2週內提供合適的器官，可以把移植手術安排在準確的時間。「5到10分鐘內，大部份醫生會馬上明白，其中有不對勁的地方。」

中國政府官員稱，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主要是死刑犯。麥塔斯在新書中引用的一項聯合國研究報告稱，中國的死刑犯多患有乙型肝炎，這些人的器官不合適用；同時，他們被判死刑後很快被處決。按中國提供的移植手術要求，器官提供者必須等待患者需要的時候提供器官，所以很多死刑犯都不合適。而且，中國每年做超過10,000例器官移植手術，按2008年大赦國際的數據，手術數量是死刑犯人數的50倍。

崔雷於是這樣寫道：「殺人取器官成了移植醫學的一部份。」

麥塔斯稱，雖然中國政府對「活摘器官」的指控採取了完全不負責任的做法，海外的政府及商界看起來也是猶豫不決，但人權界、器官移植界、倫理界等則響應熱烈。

新書的作者中，有紐約大學Langone 醫藥中心生命倫理部主任Arthur L. Caplan、以色列著名醫藥中心Sheba的心臟移植總監Jacob Lavee、洛杉磯加州大學(UCLA)醫學院腎臟及胰腺移植計劃總監Gabriel Danovitch等。

崔雷對《大紀元》說，他們有意把這本書做成多篇文章的組合，使之能反映出不同的聲音。「其中的一個挑戰是要協調這些不同層面的內容，但因此而呈現出來的結果，也是最令人振奮的。」

活摘器官是中共的集體犯罪行為

《國家器官》，正如崔雷所說，反映出摘取器官在中國是如何發生的，「在中國，器官或者是從無法自由表達意願的死囚身上獲得，或者是從沒有表達同意的人(比如被關押的法輪功學員)身上獲取。」

「兩種情況下，都是國家參與了器官的摘取。當我們說國家時，其實是指那些執行器官摘取的國家機構，即警察、法院、政府官員、軍隊、醫院及涉足該犯罪行為的醫生。」

「中國共產黨是該罪惡中的主要因素。」 崔雷說，中共使中國變成了一個缺乏倫理標準的社會，而缺乏倫理標準使中國的醫生參與了摘取人體器官的罪行。

眾所周知，中共在1999年開始了對法輪功的無理鎮壓。崔雷說，中共的鎮壓，把法輪功學員的身體變成了潛在的器官來源，就是「把人體變成了生物質」，用作移植手術的器官來源。

「對於醫藥專業來說，這真是恥辱。西方的任何醫生都應該反對這種發生在中國的不當行為。」 崔雷說。

活摘器官罪行令人髮指 中共企圖解脫

今年3月，中國衛生部副部長黃潔夫宣佈，將逐步取消使用死刑犯器官的做法，理由是造成患者的感染率高。

黃潔夫完全沒有提使用死刑犯器官有倫理問題。他在不同的場合曾說，中國95%的器官移植用的是死囚器官，但沒解釋死囚數量遠低於移植手術數量的問題。

麥塔斯說，毫無疑問，他們(中共)在掩蓋之前在器官移植上所犯的罪行。「事實上，每一件被提出的在中國發現的證據都消失了。醫院網站上介紹器官移植的網頁都消失了，價格表消失了，香港的一個網上肝臟移植註冊，原來向公眾開放，現在也上不去了。」

「我們引用的中方人員的講話，也從網站上被刪除了。」 麥塔斯說。

《血腥的器官摘取》及《國家器官》的結論是，一定有另外一個提供器官的群體。據麥塔斯估計，在中國的10,000例移植手術中，1,000例的器官來自死囚，500例來自患者親屬，500例來自維吾爾人、西藏人及家庭教會的基督徒，8,000例來自法輪功學員。

對中國勞教所做過大量研究工作的前美國智庫研究員古特曼(Ethan Gutmann)也是《國家器官》的作者之一。古特曼的研究發現，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從2000年下半年開始，2002年秋季開始「大規模」摘取器官。後來增加的受害者包括維吾爾人、西藏人及家庭教會的基督徒。

古特曼在書中寫道：「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的暴行，可以與(納粹)種族滅絕大屠殺，以及日本731部隊對人體做致命的生化武器試驗相比較之處，就是都需要在社會上最受尊敬的醫生參與。」

對於書名取「國家器官」，崔雷說：「我們想提及這樣一個事實，在中國摘取良心犯器官的案例中，國家機構參與了。這個共產政黨把中國公民的器官當作了自己的財產，很難相信，人的尊嚴會被冒犯到這種程度，連對自己器官的擁有權都沒有。」

期望《國家器官》喚起人們良知

《國家器官》發行的目的之一，是要讓醫生及民眾知道在中國發生的器官摘取暴行。崔雷說，這樣才能讓行業內的醫生對此暴行做出回應，其他的任何人，也可以通過傳播在中國發生的這種駭人真相，幫助停止這個暴行。

「按需求殺人，摘取他們的器官做移植用，這在21世紀是不可接受的。」他說，「試想一下，如果中共政府可以對中國人做出這樣的事，他們會如何對待在世界其它地方的人呢？」

崔雷稱，中國的經濟發展似乎使大家都變得沉默了，但是，「如果一個人從他的僱員身上摘取器官，你會否認為他是一個可靠的商業合作者？」

「所以，我希望這本書能幫助人們在瞭解情況後，做出明智的決策，並堅守他們的倫理標準及價值。」
崔雷認為，中國人應該珍惜他們數千年文化的深邃價值。他說，法輪功被迫害的方式是反人類的，這正好說明，每個中國人都受到中共控制之苦。每一個敢於自由思維的中國公民，都要冒受苦的風險，正如法輪功學員今天所受的苦難，「這不是法輪功的錯，是中共的錯。」

他提到前社會主義的東德，人民受獨裁政權之苦，但大多都沒有意識到。只有當那個政權垮臺後，「人們才驚訝地發現，人人都在刺探別人，他們都遭受害怕自由講話之苦，等等。」

崔雷表示，希望中國人能尋回他們的文化之根。

重要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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