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慶松(右)杜篤之(左)20日蒞臨政治大學藝文中心，和同學侃侃而談電影幕後創作歷程。

*廖慶松：電影界知名剪接師，與侯孝賢、楊德昌等導演合作。

• 作品：「風中緋櫻－霧社事件」/ 侯孝賢的《最好的時光》《第36個故事》
• 2002年  金馬獎「年度最佳臺灣電影工作者」。
• 2006年「國家藝文獎」。

*杜篤之：電影界知名錄音師，合作導演：楊德昌、王家衛、侯孝賢、魏德聖等。

• 電影：《光陰的故事》《花樣年華》《2046》《海角七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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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慶松一分享電影、美學、幕後製作，難掩不住心中的興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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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慶松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是一個浪漫的藝術家。對於電影、人、情感、生活，有一種美麗的執著。相較之下，杜篤之像是務實的樂觀主義者，溫厚而熱忱。相同的是，兩人對後輩親切溫暖的提攜，完全沒有我對電影人孤傲的刻板印象。他們都像老師一樣地親切。

 

不知道是這樣的性情讓他們勝任教職？還是因為成為老師，才讓他們有如此的個性？又或，這才是真正跨足國際影壇的大師風範，世面見得廣，圓融而通達。

 

廖慶松說自己生命的轉捩點，來自台灣電影轉型─從單向的故事、三廳電影院(劇情離不開客廳、飯廳…)，然後發現電影更豐富的可能性。當時的新銳導演，讓廖慶松大開眼界。像是侯孝賢《天涼好個秋》，雖然是愛情故事，卻又不只談愛情而已，這刺激了廖慶松的求知慾。他說那時就像海綿一樣，被強迫要學習許多東西。

 

「那是我生命最大的刺激。侯孝賢導演還不是刺激！」廖松慶說。

 

廖慶松開玩笑地補充：「因為侯孝賢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當時從不曾想過，一起合作的侯孝賢，將繼續與他合作28年，並成為揚名國際的導演。

 

廖慶松回憶《悲情城市》的剪接耗費了四個半月，剪接時還發生六四天安門事件。那樣的時間點，《悲情城市》以二二八事件為背景，是最敏感的禁忌話題。 「然而電影以最柔的方式呈現，像一首中國的抒情文學詩，這些詩詞可用眼睛看得見。」因此電影一上映即大獲好評。「對我來說是非常開心的！」廖松慶說。

 

於是廖慶松發現文學、生活、成長都可以成為電影，這種藝術燃起他的熱情。重新看見電影與生命緊密地綁在一起，過往成長、城鄉建築、經濟發展史…，電影以浪漫的方式將歲月記錄，以底片乘載歷史的光華，成為世代的縮影。

 

剪接成為廖慶松生命的告白，他說，找到自己的興趣，然後用一生的生命去鍛練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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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篤之分享，侯孝賢導演拍攝《千禧曼波》時，企圖挑戰錄製技術，要求所有的戲不經彩排，直接上陣。有幾場演員表現精湛的戲，在沒有預演的情況下，演員的走位和杜篤之預期完全不同，導致收音失敗，讓他三天都睡不好。「浪費了演員的發揮！」杜篤之遺憾地說。

 

杜篤之說，因為這個瓶頸，他找到當時法國最新的錄製技術，放入《珈啡時光》做嘗試，反而讓台灣電影全球第一個採用現場多軌錄音技術。

 

在杜篤之的生命中，我看見「角色」與「成全」。他多次提及自己的角色是成全導演：「只要你(導演)喜歡，我就找新的技術，呈現出你要的效果。」在這過程中，許多新的錄音技術因此發展出來。

 

我問他，如何欣賞一部電影的聲音？杜篤之回答，一部電影從來不需要提醒「聲音」是存在的。他說，聲音是為了幫助觀眾閱讀電影，引導觀眾進入劇情。

 

這樣的回答就是杜篤之，他不爭取成為主角。他忠心扮演自己的角色，在角色的位分上盡情發揮，成全導演與創作本身。包括他尋找嶄新的技術，希望讓新銳導演的創意能天馬行空地發揮；在台灣開設杜比錄音室，培育下一代錄音技師。分享中，杜篤之不斷強調「服務」。因為這樣的人生價值觀，杜篤之成就了許多事。

 

杜篤之給我一種很特別的感受。他不像特立獨行的藝術家，他務實卻通達，好像電影界裡的企業家。

 

後記：那天我藉著採訪的機會一睹大師風采，心中很興奮。於是將訪談先草記於以上，兩篇剪短的側寫。

 

(據說台灣幾乎所有的電影錄音，都經手於杜篤之呢 :)

 

 

 

將近70位慕名而來的同學不畏風雨，爬上山腰，與大師面對面座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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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路上，看見學校展出的粉樂町，雄赳赳氣昂昂地站在雨中，忍不住把他們拍下來。